常言道：「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對於相當一部分國家而言，若把權力視為真理，這個規則便同樣適用。就拿蘇聯來說，1990年，有西方媒體針對蘇聯社會各個階層做了一期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經統計，有80%以上的蘇聯民眾仍然希望堅持列寧、史達林們制定的社會主義路線，他們認為貧窮與困難只是一時的，相信國家總會重新走向繁榮。然而，絕大多數民眾的呼聲又能改變什麼？與之相對的是，竟有76.7%的精英階層希望立刻轉為資本主義。
毫無疑問，政客們對這樣一個國家帶有目的摧殘是致命的，但咱們今天暫不聲討他們，不妨將目光轉到另一個群體身上，他們便是知識分子。
俗話說「物以稀為貴」，似乎任何事物都逃不出這個規律。截至1927年，也就是躊躇滿志的史達林準備對國家進行徹底改造那會兒，根據蘇聯官方統計，老百姓的識字率居然還不到50%，稍微複雜點的詞不認識幾個，受教育率更是低得可憐。全國高校在校生總人數只有約16.7萬，億萬人口的大國，還沒人家一座城市的大學生多，這樣一個國家有啥前途？落後就要挨打，蘇聯高層痛定思痛，決心改變這一局面。
很快，蘇聯高層便開始重點建設「知識分子」這個群體。何為知識分子呢？簡單地講，知識分子就是受教育層次較高的腦力勞動者。20世紀20年代中後期，蘇聯的知識分子只占社會生產全部工作人員的5%左右，每100個18歲的青年中，只有1人中學畢業；即便是放眼核心權力圈中，諸如布哈林這種接受過正兒八經高等教育的專家也是少之又少，許多人甚至連個中學文憑都沒有，完全是靠後來惡補的。雖說蘇維埃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但你也不能讓整個國家都是干體力活的吧？在社會財富相對貧瘠的時代，想要快速達到目的有一條捷徑，那便是開出更優厚的條件。
實際上，當時蘇聯國內對知識分子存在一種近乎本能的偏見，列寧曾在1918年12月25日對知識分子做過定性，稱他們是「資本主義留給我們的巨大遺產」，1939年，史達林又特別對知識分子做了分層，反覆提及「舊知識分子」這個概念，由此可見，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蘇聯人潛意識裡把腦力勞動者視為階級敵人，他們是「布爾喬亞」，專為富人階級服務；甚至有人揚言舊知識分子在蘇聯密謀「暗壞活動」，利用學識爬到高位，卻在要害位置上試圖摧毀蘇維埃。
為了消除隔閡，1928年前後，蘇聯高層特意發表聲明，聲稱舊知識分子群體內部已經出現分化，其中相當一部分人「早已轉到蘇維埃政權方面來了」（列寧語），他們是「勞動知識分子」，是自家人。1936年，史達林也在他所做的憲法草案中指出：當下蘇聯知識分子中超過80%的人已經是工人、農民或是其他類似出身，知識分子群體已經同過去發生了根本改變，他們轉而為人民服務。後來的赫魯雪夫在這個問題上則更是樂觀，他聲稱各個階層的界限正在消失，不管是體力勞動者還是腦力勞動者，「體力」和「腦力」只是方式，「勞動」才是根本。
知識分子成功迎來翻身後，這一群體立馬被擺在了顯赫的社會層面上。在最初的一段時間裡，知識分子，尤其是那些層位比較高的知識分子，他們的待遇優厚得嚇人。
根據資料，以1953年為例，當年蘇聯全國平均月薪約為719盧布，其中普通工人的平均月薪在800～1000盧布之間，工程師為900～1300盧布，普通教師工資普遍在1000盧布以上，而那些坐在辦公室里搞設計研究的人員基本月薪能達到1700～2000盧布。有許多曾來中國指導工作的專家，他們一個月普遍能拿1500～3000盧布的補貼，除此之外，每人每月還能拿一兩千工分。據說當時有人最高能拿2800工分——這個水平甚至超過了同一時期咱們國家的高層領導。值得一提的是，按照當時工分制規定，一名普通工人一個勞動日最多能獲得10個工分，也就是說，普通人打了雞血拚命干，一個月最多只能拿300工分。由此可見，腦力勞動者同體力勞動者相比，前者在報酬上占據明顯優勢。
在這種大背景下，蘇聯知識分子群體發生膨脹：1939年底，知識分子僅占蘇聯全國總人口不到1.8%，20年後，這一比例猛增10倍，達到18.7；1970年，蘇聯知識分子人數比例進一步增長至22.7，而根據蘇聯《文學報》於1984年12月12日的刊文：當年，蘇聯腦力勞動者總人數突破4000萬，而當時全國蘇聯工作總人數為1.3億，知識分子所占比例已經達到了30%。
知識分子數量的急劇增加很大程度上推進了蘇聯文化、教育和科研等領域的發展，這使得蘇聯從一個單純的強大工業國向科研大國大步邁進。然而，在高薪厚祿的吸引下，腦力勞動者群體的瘋狂膨脹也帶來了許多負面因素，其中最直接的體現便是蘇聯勞動力出現短缺。除此之外，知識分子的高薪引發了其他社會群體不滿，就連同一時期的中國都對這些人虛高的工資表示質疑，更不用說蘇聯工人和農民作何感受了。甚至有人曾作出這樣的懷疑：知識分子群體如此龐大，其中真正為國家作出貢獻的人能否占到這個群體的10%？正如咱們之前所說，物以稀為貴，如今蘇聯知識分子不再稀罕，他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社會的累贅，自然會被冷落。
首先，蘇聯對知識分子從業領域的投入開始縮水。以教育事業為例：1965年，教育經費占到了蘇聯國家總支出的13.88%，1975年，這一支出下降了1.67個百分點，1980年又下降到了10.62%。蘇聯極其完善的教育體制是其引以為傲的資本，這樣一個重點領域都受到打擊，其他領域「受災」之嚴重，咱們恐怕就不必多做贅述了。
總而言之，對「腦力勞動熱潮」的打擊最終造成了一個現實的後果，那便是知識分子的收入出現了跳水式下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體力勞動者在薪酬上又重新占據優勢。以1970年為例，教育系統的平均工資僅為中層工程師工資的83%左右，基層醫護人員平均工資僅為工人的70%，文化部門成了「重災區」，僅為工業部門的64%。
對於老百姓而言，所謂的「社會地位」猛然抬升一兩個層次，恐怕一時半會還感覺不出來，但工資突然多個百八千，這種變化才是最醒目的。工資的降低自然引發了蘇聯知識分子群體的不滿；對於國家而言，用這種手段來調控不同領域從業人員比例，這本來無可厚非，但在蘇聯這種危如累卵的社會環境下，這種竭澤而漁式的改變反而為整個國家種下了可怕的惡果。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美國就投入重金，想方設法地在蘇聯尋找「利益代言人」。他們一時半會兒還不敢對政府工作人員下手，相當一部分屬於社會精英階層的知識分子成了美國「策反」的理想目標。巧的是，這些所謂的專家正對工資下跌感到不滿，在西方國家的引導下，他們自然而言地就把單純的抱怨演化成了對社會、國家和體制的懷疑。西方的手段是卓有成效的，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這樣的「專家」幾乎遍布蘇聯每一座城市，對國家體制的聲討四起，他們也許不能撬動蘇聯人民對蘇維埃政權的赤誠，但這無疑為小部分掌權者居心叵測的操作提供了條件。
中國古人常說「書生誤國」，蘇聯知識分子無意間充當了西方國家的槍。他們義正言辭地宣揚所謂的民主和公正，然而充滿諷刺意味的是，蘇聯解體後，俄國經濟遭遇毀滅性打擊，在這輪波動中，受損最嚴重的恰恰是知識分子們。他們沒有意識到，雖然在蘇聯時代中後期，他們的工資在不斷下降，但知識分子仍被蘇聯體制擺在社會的顯眼位置上。他們工作穩定且生活有保障，大部分學術活動都有國家支持，其中相當一部分人的花銷甚至都由國家來承擔，比如工人和農民，他們過得已經是相當滋潤了。也許直到他們痛恨的體制垮台後，這些人才能意識到：正因當初把他們捧得太高，後來才會摔得太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