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陣》:站在邊緣的中心訴說遼闊

2024-07-02     中國青年網

一邊是坎城「一種關注」單元最佳影片的凱旋歸來,一邊是國內暑期檔排頭兵的票房鎩羽,上一部還是《八佰》「30億+」盛景的管虎,轉身創下他的票房新低。

在文藝向的第六代導演創作集群中,管虎的路徑相對中庸,一直戰鬥在影、視兩線,屬於商業和文藝通吃。他雖不像賈樟柯、王小帥那樣作為歐洲三大國際電影節的常客,卻把華表、金雞、百花、金馬獎吃了個遍,甚至連電視類的飛天獎也沒放過。相比大多藝術片導演「出口轉內銷」的思路,管虎《狗陣》進入坎城更像是創作的一次外溢。

《老炮兒》之後的管虎,一面忙著《我和我的祖國》《金剛川》,一面自我升級打造了《八佰》這樣的商業大單。後者雖經歷了撤檔和修剪的波折,但收穫了31.1億元的終極票房。加上31.7億元的《我和我的祖國》和11.27億元的《金剛川》兩部拼盤,管虎無疑是第六代導演里最吸金的那位。此外,管虎在《鬼吹燈之黃皮子墳》《蠻荒搜神記》《南海歸墟》等劇集項目上的收成,也可謂低調而奢華。

商業與命題作文雙軌道上接連豐收,並未磨滅管虎骨子裡第六代導演的基因,這次文藝手筆的回潮,還集結了賈樟柯和張揚兩位第六代導演。尤其是賈樟柯飾演的耀叔,不再是簡單的友情客串——賈科長也拿出了他作為演員的修養,其功能性和表現,甚至蓋過佟麗婭司職的女主葡萄。

這種第六代國際臉開道的小心思,側漏了其為國際電影節定製的企圖。此前的《鬥牛》《殺生》再怎麼風格化,悲憫中多少也有喜樂的調調;《狗陣》則文藝至「死」,克製得一塌糊塗。

但凡是個電影導演,說不在乎國際大獎,那百分百違心。可這國際大獎的群眾基礎,也架不住時間的流變。張藝謀、陳凱歌時期海外獲獎,那是舉國振奮;到第六代導演王小帥、賈樟柯等獲獎,依舊是影迷沸騰;現如今,後生仔魏書鈞等獲獎,似乎更多的是電影人在聊以自慰。

隨著去精英化的輿論當道,國際大獎不再是望眼欲穿的象牙塔。尤其一些現實題材,一股腦兒被扣上「消費苦難」的帽子,甚至直接被罵下架。在這個背景下,《狗陣》的坎城大獎福利,只能說聊勝於無。

兜兜轉轉的國產文藝片,似乎又回到了票房困局當初,連「30億+」的導演也帶不動。好在管虎這些年賺夠了各方資本,一部獲獎片的票房失利,還不至於影響他的資源優勢。

《狗陣》里的管虎,讓人熟悉而又陌生。熟悉的首先是他的邊緣配方。從《頭髮亂了》的搖滾青年到《鬥牛》的膽小農民,從《殺生》里少根筋的牛結實到《老炮兒》中活在過去的六爺,管虎的文藝筆觸,一直都在邊緣人物身上遊走。這次彭于晏化身的刑滿釋放人員,與他熟悉的人間有著十年隔閡,肉體的禁錮加上時代流變,昔日蓬勃小鎮,物是人非,恍如隔世。

管虎是聰明人,用一個拆遷小鎮的設定,巧妙地容納了籠罩全片的蕭瑟與悲憫:動物園邊緣了,遊樂場也邊緣了,空城般的小鎮,只剩下些邊緣化的留守老人。邊緣人要重新出發,周遭的偏見是其次,關鍵在於,他的整個世界都邊緣了。一座城邊緣了可以推倒重來,一個人邊緣了卻無法格式化重啟。

與人口外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小鎮流浪狗暴增,一如《人猿星球》里崛起的猿類,大有喧賓奪主的意味。流浪狗小鎮的設定,是這個故事的曼妙之處。一隻流浪狗可以理解為人物的鏡像,那泛濫成災的流浪狗之城,又是誰的鏡像?細狗和二郎的雙向奔赴,可理解為現實主義的抱團取暖,可當長蛇出籠,猴子拉燈,虎王上街,現實就成了超現實,甚至是在魔幻現實的邊緣虛晃一槍。

片中動物暴走,但這並非流浪動物何去何從的故事,而是關於重新出發的靈魂如何安放。流浪狗可以在人類的夾縫中求存,狼可以在戈壁重拾家園,然而離開了鐵籠的虎王卻無處安身立命。一如出獄後的二郎,面對小鎮邊界的那道溝坎,終究是越不過去的,然而越不過去又如何,無妨他一次次嘗試,摔下去並爬上來。其實打狗隊的活計本身不說明什麼,關鍵在於打狗與護狗的理念衝突,不是一路人,永遠無法走在一條道上。

《狗陣》的陌生感,主要是由於管虎的極度克制。他以往的文藝手筆,多用加法,《鬥牛》的荒誕之諧,《殺生》的黑色幽默,都是加料的結果,表演調度多有癲狂。不難想像,如果黃渤出演二郎,就算導演拿掉他所有台詞,也難按捺他的喜感,最後極可能又是一場表情包的盛宴。彭于晏的效果,就在於他的減法,台詞能減盡減,表情能減盡減,肢體語言能減盡減,減到只剩下內心的蒼涼。

影像上也是極簡主義。管虎採用大量的中遠固定鏡頭,來捕捉環境背景中的人物,進而將人物置身於更宏大的時代背景。二郎表面上看是個出獄的失語症患者,其實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象徵——從監獄歸來的他,只不過換了一個更大的囚籠,而這個大囚籠,裝著所有被時代撕裂和遺落的邊緣人,他們既無法溝通,也不能相互理解。

故事看上去寡淡得很,推動故事的外部引擎,一個是賈科長領導的打狗隊,一個是胡屠戶為首的復仇三人組,最後都在拳腳上話事,外驅明顯乏力。相比之下,二郎和細狗的段落更有看頭,從尿標記的人狗角力到兩次被咬的教訓,尤其是隔離十日的相處,緊張中帶著鬆弛。外部驅動,只是讓二郎明確不想做甚,人與狗的相互治癒,人性與野性的曖昧交互,才是他成長與救贖的所在。

符號化的人物和敘事充盈全片。電話里只會問拆遷款的姐姐,只有死別時才能零距離的父子,熱烈而又漂萍般的女主葡萄等等,都在各自的位置邊緣著,當這些邊緣人組合成二郎的人生場景,一如戈壁的蒼涼而遼闊。

導演將二郎置身於邊緣的中心,仿佛置身於無邊的遼闊。(作者為電影評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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