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在上海滩名声显赫时，有个非常牛叉的说法——在上海滩，不管谁有多大麻烦，只需杜先生“闲话一句”。
杜月笙这“闲话一句”，看似简单，实则很有内容。一者，这是杜老板举重若轻，援手不留痕的鲜活写照；二者，这是杜老板在上海滩巨大能量的霸气见证，甭管多大的事，到杜老板跟前都是一句闲话的事，放眼当时的上海滩，还有谁有这般能耐；三者，这实在是一种智慧，杜老板表面上不是一个话头出彩的人，但遇事，尤其是遇见棘手危急之事，杜老板的一句寻常闲话，精妙的解决之道往往就藏在其间。
说实话，仅凭这“闲话一句”的处事风范，将杜月笙说成流氓头子就是一种有失公道。但很多时候，人看人就是那么的有失公道，尤其当这个人身上有明显原罪的时候，那更是如此。
毫无疑问，杜月笙就属于原罪很明显的那种人，从青帮起步，靠赌、毒发迹，即便杜老板有君子风、归正心，但长时间地被上层精英藐视，被愤世青年辱骂，那还是免不了的事。面对如此境况，杜老板是个什么心态呢？跟自己较劲，对别人一笑了之。什么叫跟自己较劲？熟悉杜月笙的人都知道，杜老板是四季长衫在身，这就是跟自己的底色较劲；那什么是对别人一笑了之？别人用不着他的时候，杜老板不计较攻击谩骂，一笑待之，别人用得着他的时候，杜老板不计前嫌， 该帮帮，该君子君子。
咱们今天要聊的这段杜月笙是和当时上海滩左派进步青年有关的，在当时，进步和愤世也是模糊不清的。任何时代都一样，所谓的进步愤世青年都是拿笔找事挑事的主，作为当时文化舆论重地的上海滩就更是如此了，照现在的话说，上海滩的进步愤世青年很多都有喷子的嫌疑。
虽说当时的上海滩没有网络阵地，但玩起套路那是一点不比现如今含糊，从某个角度讲，在更有仪式感的杂志报纸上喷，那可比在网络上喷过瘾多了。
杜月笙这种人无疑是喷子无法放过的目标，有一段时间，上海滩很有名的进步刊物《生活》周刊算是跟杜月笙耗上了，一帮青年聚集在《生活》周刊，几乎每期都要朝杜月笙射上一梭子愤世嫉俗的子弹。
眼见这帮青年无所顾忌地乱喷杜月笙，杜门中人被激怒了。其中的武角色扬言要给《生活》周刊点颜色看看，烧烧汽车，打打闷棍在这些武角色看来那是算轻的；文角色呢，主张以法律手段或者雇些水军什么的，总之要达到“以文反驳，以正视听”的效果。
杜月笙听了文武角色的意见，一笑了之，他对杜门中人说，都是为了生计，别那幺小家子气，他们有兴致，就让他们骂好了。
杜老板是个事事讲究水到舟到的人，硬堵向来不是他的风格。
果然，不久之后，杜老板所说的大水就把这帮谩骂攻击自己的人给淹了。
一日，杜月笙在法租界巡捕房跟几位探目玩牌，玩到中途，一道命令下到了总探目手里。
杜先生，抱歉！抱歉！上头有任务，必须立即行动，只能失陪了。
杜月笙问，何事如此急迫？
总探目说，《生活》周刊惹恼了上头，现在要查封生活书店，逮捕邹韬奋。这家伙不一直在骂你嘛，今天正好让他吃些苦头，也让杜先生出出气。
杜月笙什么反应呢？
先是摇头，接着就上演了他的“闲话一句”。
算了吧，这帮书生，不过是做些摇唇鼓舌的事，何必跟他们计较，让他们到巡捕房遭罪呢！依杜某人意思，到了那里，只在前门喊喊，让他们从后门跑了算了。
既然杜老板说话了，这面子自然要给，何况杜老板这闲话一句也不会让巡捕房的兄弟为难，大张旗鼓地办差，悄无声息地放人，杜老板的闲话一句总有两头不难的人情智慧。
随后，巡捕房办差的到了生活书店，依杜老板所说，他们一番虚张声势后，邹韬奋等人顺利脱险，办差的接着搜查、贴封条，交差之后找杜老板继续玩牌去了。
不久之后，上海地下党花钱买通租界当局，生活书店得以启封，《生活》周刊也得以副刊。这回，邹韬奋不骂杜月笙了，杜月笙还纳闷呢，怎么不骂了呢？没关系，他们想骂还是可以骂的。
后来，对杜月笙颇有好感的鲁迅捎来了邹韬奋的歉意，那回要不是杜先生不计前嫌搭救生活书店一批人，大家伙不知得吃多少苦头，现在报恩还来不及呢，怎好恩将仇报，再去辱骂杜先生。
自袁世凯以来，卢永祥、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对待上海舆论界这帮家伙，多少显赫人物都是又打又拉，招数用尽，可到最后，都没有杜月笙“水到舟到”、“闲话一句”来的得心应手，也难怪一向嫉恶如仇的鲁迅都要为杜月笙这一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