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皇帝曼努埃爾一世（ManueIⅠK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去世後，以皇后瑪利亞為首的攝政政府掌握帝國政權。攝政政府的昏庸無能和「親拉丁」政策，遭到拜占庭社會的猛烈抨擊。1182年，貴族安德羅尼庫斯·科穆寧（AndronikosⅠKomnenos，1183—1185年在位）藉助拜占庭民眾的反拉丁情緒發動叛亂，並成功地奪取皇位。他煽動擁躉者在君士坦丁堡城內大肆洗劫拉丁人的財產，焚毀拉丁居民區，對城內拉丁居民進行大規模屠殺。除個別人提前得到消息乘船逃亡，大約有六萬名生活在君士坦丁堡城內的拉丁居民或者成為刀下亡魂，或者成為階下囚，或者被當作奴隸販賣至東方。現代史學界稱之為「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殺」（以下簡稱為「大屠殺」）。
國際史學界在評述「大屠殺」事件時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觀點認為，「大屠殺」對拜占庭帝國與拉丁世界關係的惡化產生了重要影響，是「東西方日益增長的敵意中的里程碑事件」，「是導致1204年大災難的最有說服力的轉折點」。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大屠殺」的影響遠非想像那麼大，其理由是西方史料的記載篇幅很少，拉丁人的實際傷亡人數十分有限，此事件迅速從拉丁人的集體記憶中消失。兩種觀點分歧的焦點在於如何看待有關「大屠殺」的歷史記錄。很顯然，全面分析和解讀拉丁史籍對「大屠殺」事件的歷史書寫，是客觀地評價這一歷史事件的先決條件。
一
12世紀是西歐在許多方面都處於「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時代」。在城市興起、近代早期官僚國家建立的背景下，西歐出現了文化復興的局面。這個時期不僅誕生了一大批史學著作，而且在歷史編撰形式方面也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這為拉丁作者書寫「大屠殺」事件創造了條件。
隨著十字軍運動的展開，西歐社會與東地中海世界的聯繫日益頻密，拉丁作者的視野突破地理羈絆，不再局限於本地區和本民族的歷史，而越來越重視與本國相關的外部事務。中世紀早期，「歷史幾乎完全是以年代記、編年史和自傳等形式寫的；觀點狹窄，興趣幾乎都是地方性的」。12世紀之後，西歐史學著作呈現出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內容不再是三言兩語，而是開始能對某些事件作出較為完整的記載和詳細的解釋；二是打破地理空間限制，頻繁涉足域外事務。紐堡的英格蘭教會史家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1136—1198）編撰的《英國史》（Historia rerum Anglicarum），除了記載本國發生的歷史事件外，還有一半以上的內容是英國與法蘭克王國、挪威王國、諾曼王國、日耳曼王國、拜占庭帝國、耶路撒冷十字軍王國相關的故事。出生於耶路撒冷的編年史家提爾城主教威廉（William of Tyre，約1130—1186年）編撰的《歷史》（Historia），不僅詳細記錄了拉丁人在聖地和東方的活動，還提供了拜占庭帝國、穆斯林國家的許多信息。
受12世紀文化復興以及十字軍運動的影響，拉丁作者關注的領域不再限於宗教生活，還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世俗世界，尤其是與十字軍運動相關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世紀早期，寫作幾乎完全由有學識的教士完成，因此「只有神職人員感興趣的事情才會保留在拉丁著作中」。但是，12世紀開始出現了全然不一樣的著述環境，文化復興帶來了「世俗主義、個人主義和批判已有權威思想的發展」。受此影響，神職人員在重視宗教生活的同時，還致力於以世俗眼光看待事物，最顯著的例子是英國教會神職人員蒙茅斯的傑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約1095—1155）。他創作的《不列顛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採用更加世俗的歷史敘述模式，以特洛伊陷落為其著作的開端，講述不列顛所有國王的事跡。
值得注意的是，12世紀文化復興時期，越來越多的政治家、外交家、軍事官員承擔著史任務。熱那亞外交官卡法羅（Caffaro of Genoa，約1080—1164）是中世紀最早的城市編年史家和西歐最早的世俗歷史學家，其著作《熱那亞年代記》（Annales ianuenses）「在某種程度上是中世紀義大利世俗史學的起源」。
「大屠殺」倖存者的口述記錄成為拉丁著作對「大屠殺」歷史書寫的主要史料來源。中世紀鼎盛時期，受消息傳播條件所致，「口述幾乎成為唯一有效的交流手段……教會記事往往是根據從過路人那裡聽來的消息編制而成的」。「大屠殺」消息的傳播也不例外。「大屠殺」倖存者的口述成為拉丁世界了解該事件信息的主要來源。「大屠殺」期間，大批拉丁難民逃離君士坦丁堡，有的返回義大利，有的則向東逃至十字軍王國，因此這兩個地方率先從倖存者處獲悉了相關消息。比薩的著名法學家、外交家貝爾納多·馬拉格內（Bernardo Maragone，約1108—1188）編撰的「比薩年代記」，詳細描述了1182年拜占庭人在君士坦丁堡城內對拉丁人的殺戮，並控訴了安德羅尼庫斯的邪惡行徑。提爾城主教威廉不僅從倖存者那裡了解到「大屠殺」的情節，還就其爆發原因展開了詳細分析，其著作成為同時代對「大屠殺」記載最詳細的史料。
信使的見聞故事也是拉丁史籍「大屠殺」歷史書寫的重要資料來源。在信使的傳播下，有關「大屠殺」的記載散見於西歐各種文獻之中。由於法蘭克國王路易七世（Louis Ⅶ，1137—1180年在位）的女兒艾格尼絲（Agnes of France）是拜占庭皇帝阿萊克修斯二世的妻子，安德羅尼庫斯的女兒塞奧多拉·科穆寧（Theodora Komnene，Duchess of Austria，？—1184）嫁給了奧地利公爵亨利二世（Henry Ⅱ，Duke of Austria，1112—1177），因此法蘭克王國、奧地利公國與拜占庭帝國保持著密切的政治聯繫。當兩國信使將1182年拜占庭帝國的事件傳回本國後，當地民眾對法蘭克公主的命運和安德羅尼庫斯政變的成敗予以高度關注。當時的維茹瓦修道院院長傑弗里（Geoffrey of Vigeois，？—1184）在其「利木贊編年史」以及奧地利佚名作者編撰的「茨韋特爾史續編」都詳細地記錄了這種情況。
中世紀絕大多數拉丁人從未去過東方，而且官方信使的數量十分有限，因此旅行者或者路人的口述故事便成為拉丁作者知曉「大屠殺」消息的重要途徑。伊本·朱巴伊爾（Ibn Jubayr，1145—1217）是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著名的旅行家，曾經於1183年前往麥加朝聖。1185年，在返程途中經停西西里島的時候，他聽到了島上廣為流傳的「大屠殺」故事並把它記錄下來。托里尼城的羅伯特（Robert of Torigni，約1110—1186）於1154年成為聖米歇爾山修道院院長，多次出使英格蘭和羅馬，從路人那裡獲得有關「大屠殺」的大量信息，所著「編年史」是除提爾城主教威廉的著作外記載「大屠殺」最詳細的史料。維泰博的教會史家戈弗雷（Godfrey of Viterbo，約1120—1196），長期任日耳曼宮廷使者，足跡遍布歐洲各地，其著作「君王寶鑑」記敘了從路人和冒險家處得知的「大屠殺」情節。透過此類渠道，「大屠殺」的消息還傳播到歐洲大陸以外的英國，留存於沃爾特·馬普（Walter Map，1140—約1210）的《朝臣瑣事》中。
朝聖者尤其是十字軍運動參加者的口口相傳成為拉丁史籍「大屠殺」歷史書寫的又一資料來源。從時間上看，大批記述「大屠殺」的拉丁書籍集中出現在12世紀80年代末和13世紀初。這與1189—1192年第三次十字軍運動和1202—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運動有關。參加這兩次十字軍運動的人從拜占庭帝國或十字軍王國倖存者那裡獲知前不久發生的「大屠殺」故事後，將消息源源不斷地傳回家鄉，並最終留存在拉丁人的著作中。從12世紀80年代末起，佛蘭德爾地區佚名編年史家編寫的「安欽修道院續編」、歐塞爾城的羅伯特（Robert of Auxerre，約1156—1212）撰寫的「編年史」、日耳曼佚名作家完成的「科隆皇家紀事」等作品均記載了「大屠殺」事件。第三次十字軍運動期間，描述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Ⅰ，1122—1190）光榮事跡的「腓特烈一世東征記」，也詳細記錄了「大屠殺」事件的始末。追隨第四次十字軍運動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西多會修士甘瑟（Gunther of Pairis，約1150—1220），在其編撰的《君士坦丁堡陷落記》中也提到了1182年安德羅尼庫斯發動針對拉丁人的屠殺活動。
通過倖存者、信使、冒險家、路人、朝聖者以及十字軍運動參加者的口述和傳遞，同時代拉丁世界共有十多部作品記載了「大屠殺」事件。這些拉丁史籍對該事件進行了全景式的描述，為後人梳理「大屠殺」事件的來龍去脈、還原歷史真相創造了條件。
二
幾乎所有拉丁史籍均明確認定拉丁人是這場大屠殺的受害者。提爾城主教威廉、比薩編年史家貝爾納多·馬拉格內、日耳曼人戈弗雷、托里尼城的羅伯特等拉丁作者均採用「拉丁人」這個名稱來指稱大屠殺的受害者。提爾城主教威廉稱，「拉丁民族遭受嚴重損失」，這是「整個拉丁世界的不幸，使拉丁人受到前所未有的侮辱和巨大損失……這是一場對付我們拉丁民族預謀已久的活動」。托里尼城的羅伯特也寫道，安德羅尼庫斯及其支持者「殺害了許多拉丁人」。還有的拉丁史籍更加詳細地記錄了遇難者的民族成分，例如日耳曼地區文獻提到罹難者包括「希臘人和拉丁人」，法蘭克地區編年史指出「希臘人、法蘭克人和英格蘭人」慘遭殺害。
儘管拉丁史籍未能明確記載「大屠殺」受害者的數量，但通過相互比證並結合當時史料，大體可以確定拉丁受害者的人數在六萬左右。伊本·朱巴伊爾的《遊記》是唯一提及罹難者人數的著作，認為「殺害了五萬多君士坦丁堡居民」。這個數字含糊不清，甚至沒有區分死者是拜占庭人還是拉丁人，因此我們只能根據現有材料提供的數據，大致推斷出拉丁受害者的規模。據統計，12世紀70年代前，君士坦丁堡城內比薩人和熱那亞人各有1300人。除了義大利商人外，法蘭克人是生活在拜占庭首都的另一大群體。據阿拉伯人阿布·法剌茲（Gregory Abu』Ⅰ-Faraj）估算，城內有超過三萬說法語的商人。拜占庭塞薩洛尼基大教長尤斯塔修斯記載，「超過六萬拉丁人密集居住在首都內」。由此可以推算出，受這場「大屠殺」波及的拉丁人數量龐大，總人數應該高達六萬。
拉丁作者認為，這場屠殺呈現出拜占庭社會全民參與的特徵，施暴者涵蓋拜占庭社會各個階層。伊本·朱巴伊爾指出，安德羅尼庫斯屠殺拉丁人的行為得到「拜占庭民眾的擁護和支持」。貝爾納多·馬拉格內也斷定，「拜占庭民眾和貴族的協助與建議」，推動了「大屠殺」悲劇的爆發。最詳細的描述來自提爾城的威廉，他認為「許多實力強大的貴族以及皇親國戚支持安德羅尼庫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安德羅尼庫斯·安苴魯斯（Andronicus Angelus）、阿萊克修斯·梅加爾杜卡斯（Alexius Megalducas）等人」，他們與中下層民眾「修道士、牧師、強盜、土匪、惡漢組成的暴民」一道殺害了拉丁人。
拉丁史籍對這場暴行的受害者身份和屠殺手段進行了細緻的描述，認為甚至老弱婦孺也成為安德羅尼庫斯攻擊的對象。比薩史學家貝爾納多·馬拉格內稱，「沒有離開君士坦丁堡的兒童、老人和婦女慘遭拜占庭人殺害」，驚呼「從未有過像這樣對拉丁人的迫害和殺戮」。提爾城主教威廉記載道，只有少部分「私下獲得情報和警告的拉丁人成功從拜占庭人的屠殺陰謀中逃脫，他們登上44艘木船逃離」，然而「年老體弱者由於無法乘坐船隻，被留在了城內，他們成為暴徒攻擊的對象」「逃到教堂的拉丁難民被活活燒死」「甚至是身處醫院的拉丁病人也沒能逃脫，暴徒們前往聖約翰騎士團醫院，將劍刺向了所能找到的拉丁人」「那些躲藏在避難處和住所密室的拉丁人也沒能逃脫死亡，他們被這些惡徒拖拽出來處決」「超過四千名不同年齡、性別和身份的拉丁倖存者按照一定價格出售給蠻族」。
拉丁作者還再現了拉丁教會神職人員慘遭殺戮的場景。「比薩年代記」明確寫道：「安德羅尼庫斯對君士坦丁堡城內所有拉丁教士和牧師進行了屠殺。」提爾城主教威廉控訴拜占庭人「不加區分地殺害拉丁牧師和平信徒，並將更深的憤怒發泄在羅馬教會的高級教士身上」；生動描繪了他們折磨拉丁神父的瘋狂行為：「約翰牧師是羅馬教會的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處理教會事務。拜占庭人抓住了他並將其頭顱割下來，最後把他的頭系在一隻骯髒的狗尾巴上，以此作為對教會的侮辱……更甚的是其他拉丁教士的屍體被從墳墓中拉扯出來，肆意在馬路和廣場上拖拽，以示對拉丁人的侮辱」。托里尼城的羅伯特也還原了約翰遇難的現場：「背信棄義的希臘人向他沖了上來，將其殺害，然後他們又將他的屍體與狗綁在一起，這樣狗尾巴能夠塞進他的嘴裡。最後，拜占庭人將其拖拽至大街上，在隨意挖掘的洞坑中將他的屍體焚燒。」
由此可見，拉丁史籍認為，「大屠殺」目標明確、手段殘忍、全民參與、損失慘重，是一起拜占庭人針對拉丁人的集體暴行。
三
拉丁作者不僅僅局限於對「大屠殺」事件發生過程和具體場景的敘述，他們還試圖從不同角度對該事件爆發的原因作出解釋。
拉丁作者認為，「大屠殺」出現的根本原因在於拜占庭帝國境內長期存在著對拉丁人的仇視情緒。提爾城主教威廉明確指出，這場災難是由拜占庭人對拉丁人的厭惡情緒引發，是「一場對付我們拉丁民族預謀已久的活動」。其他拉丁編年史家也在字裡行間透露拜占庭人的殺戮行為源於對拉丁人的嫉妒和憤懣。歐塞爾城的羅伯特描繪道：「安德羅尼庫斯開始煽動拜占庭人，高呼『拉丁人將要滅亡我們，除非吾輩能消滅之』，於是被激怒的拜占庭民眾沖向拉丁人，雙方在君士坦丁堡爆發激烈衝突，城內被找到的拉丁人均慘遭殺害。」英格蘭教會史家沃爾特·馬普將「大屠殺」的血腥暴力行為理解為「拜占庭人羨慕和憎恨生活在君士坦丁堡的拉丁人」。幾乎所有拉丁史籍都映射出在拉丁世界形成的一種共識，即這場「大屠殺」是雙方長期累積起來的不滿情緒和矛盾激化的產物。
拉丁作者還進一步分析了拜占庭人敵視拉丁民族的原因。提爾城主教威廉推斷，由於曼努埃爾皇帝和攝政政府看中拉丁人的忠誠和能力，將帝國的諸多重要事務交付他們處理，因而拜占庭人對拉丁人湧入帝國並獲得顯赫官職和權勢地位心懷不滿。克拉里城的騎士羅伯特指出，拉丁人在政治上獲得寵幸，「曼努埃爾皇帝十分熱愛法蘭克王國，並且非常信任法蘭克人。由於對法蘭克人的慷慨和寵幸，他曾多次遭到拜占庭人的斥責」。佛蘭德爾地區的佚名史家也談到：「拉丁人受到（拜占庭皇帝）寵愛，拜占庭人對此滿懷厭惡之情，於是設計陰謀……在來年導演了這場災難。」
拉丁史籍也將這場悲劇歸因於深刻的宗教矛盾，並認為這種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基督教世界內部拉丁天主教和拜占庭東正教之間的矛盾與爭奪領導權的鬥爭不可調和。提爾城主教威廉明確指出，「我們的聖餐禮與拜占庭教會禮儀的差異，加劇了雙方的猜疑和相互指責」，教會的分裂和被控訴為異端的行為加劇了拜占庭人對拉丁人的痛恨，於是「東正教修士和牧師用金錢和獎賞作承諾，號召強盜、土匪起來屠殺拉丁人」。從這種認識出發，拉丁史籍把「大屠殺」中遇難的教皇使者視作為基督教事業而殉教的聖徒。托里尼城的羅伯特將遇害的教皇使者塑造成教會的捍衛者和殉教者形象，認為「紅衣主教約翰是為教會統一而拒絕逃亡」，是為了「教化拜占庭人，使拜占庭教會置於羅馬教會法律和權力之下」而犧牲。類似的文字還出現在13世紀西多會修士甘瑟的著作中。甘瑟認為，約翰「以聖彼得殉教方式而死，是為了給拜占庭人勸誡和指導」。
第二，拉丁史籍認為安德羅尼庫斯皈依伊斯蘭教而成為基督教的敵人。伊本·朱巴伊爾對安德羅尼庫斯皈依伊斯蘭教的儀式進行了詳細描繪：「在羅姆蘇丹馬蘇德一世面前，安德羅尼庫斯和塞奧多拉皈依了伊斯蘭教，一個金子製成的十字架在被火烤熱後，被放置在安德羅尼庫斯腳下，這是放棄基督教信仰和忠於穆斯林信仰的最終標誌。」安德羅尼庫斯的叛教者形象還出現在英格蘭和日耳曼教會史家的作品中，並被加上了許多獨特的標籤。日耳曼佚名史家稱：「安德羅尼庫斯是暴君、叛徒，曾經拒絕承認基督教。」「科隆皇家紀事」則指出，安德羅尼庫斯是「突厥人的盟友」，他「曾經離經叛道信仰異教，但在曼努埃爾皇帝的教化下才回到了基督教」。沃爾特·馬普更是強調，安德羅尼庫斯不止一次而是多達三次背叛基督教，他在1182年前曾逃往大馬士革的努爾丁及土庫曼王子宮廷，「兩次拒絕信仰基督教，以便獲得突厥人的幫助」，而在1182年，「他第三次拒絕承認是基督徒」。
拉丁作者由此斷言，安德羅尼庫斯是「大屠殺」的始作俑者，他與穆斯林勢力相勾結，策劃了這場血腥殘忍的殺戮活動。拉丁作者不僅堅信安德羅尼庫斯皈依異教，還一致認為其同盟者是伊斯蘭教信徒，咬定突厥穆斯林參與了屠殺活動。最早記載這起事件的拉丁史籍出自比薩編年史家貝爾納多·馬拉格內之手，其中提到「安德羅尼庫斯與突厥人一起做了許多壞事後，攻入君士坦丁堡」，隨後殺害了拉丁人。另一則消息來自伊本·朱巴伊爾的《遊記》：「安德羅尼庫斯帶來穆斯林軍隊進入君士坦丁堡……穆斯林控制了城市，無數財產被運往羅姆蘇丹國埃米爾馬蘇德的皇宮，君士坦丁堡城內駐紮了四萬名穆斯林騎兵，現在它成為穆斯林領土上的一座城市。」提爾城的威廉也強調「安德羅尼庫斯帶領了大量蠻族軍隊回到君士坦丁堡」，其中「蠻族軍隊」指的就是異教徒突厥人。
安德羅尼庫斯的支持者是突厥穆斯林的消息也傳到歐洲大陸西岸，出現在日耳曼、法蘭克和英國地區的史料中。在日耳曼地區，佚名作家編纂的「腓特烈一世東征記」寫道：「安德羅尼庫斯在突厥人和其他民眾的幫助下，進軍君士坦丁堡。」維泰博·戈弗雷記錄：「安德羅尼庫斯率領突厥軍隊進入君士坦丁堡。」另一份編年史也描述說：「安德羅尼庫斯帶著強壯的突厥士兵進軍君士坦丁堡。」在法蘭克地區，維茹瓦的傑佛里聲稱安德羅尼庫斯獲得「山峰之主魯本三世（Ruben Ⅲ，1175—1187年在位）、羅姆蘇丹和希臘總督的幫助」，另一份佚名編年史家的作品記載「安德羅尼庫斯帶領羅姆蘇丹國薩拉森人進入君士坦丁堡。」類似的記載還出現在托里尼的羅伯特編纂的「編年史」中。英國編年史家沃爾特·馬普也沒有遺漏這種記錄：「安德羅尼庫斯在大量薩拉森軍隊的幫助下，進入拜占庭領土。」
根據以上史料可以明顯看到，拉丁史籍編撰者主要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來解釋「大屠殺」事件發生的原因，斷定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反拉丁行動，是拜占庭人仇視情緒和宗教矛盾激化的產物，是拜占庭人與境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的結果。正是出於這種認識，因此拉丁史籍充斥著對拜占庭人和安德羅尼庫斯的嚴詞控訴和強烈憤慨，稱拜占庭人是「背信棄義的民族」，安德羅尼庫斯是「基督教最惡毒的敵人」。
四
通過梳理以上記載，我們可以發現，儘管拉丁史籍對「大屠殺」進行了全面且詳細的書寫，但仍需注意的是，所有的拉丁作者都不是「大屠殺」事件的親歷者，其消息來源均源自他者的敘述。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質疑拉丁史籍對「大屠殺」的歷史書寫是否準確、客觀地還原了事件全貌，是否有誇大其詞、過度渲染之嫌。
為了儘可能地接近真相，筆者認為有必要運用拜占庭文獻相比照，並將該事件置於12世紀末13世紀初的歷史背景來考察。拜占庭帝國共有兩部文獻記載了「大屠殺」事件。第一部是拜占庭史學家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編撰的《記事》。作者於1182年返回君士坦丁堡擔任要職，極有可能是該事件的目擊者，因此他的敘述應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另一份是塞薩洛尼基大教長尤斯塔修斯撰寫的《塞薩洛尼基陷落記》。尤氏在書中詳細描繪了1182年拜占庭人的殺戮暴行，並談到由此引發拉丁人的報復，導致塞薩洛尼基在1185年淪陷於諾曼人之手，拜占庭人蒙受了1182年拉丁人所遭受的痛苦。
通過比勘拜占庭文獻的相關記載，我們能夠對拉丁史籍在「大屠殺」事件的歷史書寫上作出如下判斷。
第一，拜占庭文獻確認「大屠殺」是一場針對拉丁人的血腥屠殺行動，證實了拉丁史籍關於屠殺手段殘暴、人身財產損失慘重的書寫具有真實可信性。
尤斯塔修斯明確表示，老弱婦孺和拉丁教士成為拜占庭人攻擊的對象。他寫道，拜占庭人「不僅擊退了拿著武器反抗他們的拉丁人，也殺害了那些處於無助狀態的拉丁人，婦女和孩子都死於他們的劍下……拉丁教會的神父慘遭遇害，拉丁教士的遺體散落在街頭巷尾」。尼基塔斯指出，拉丁人不僅慘遭殺害，還失去了房屋住所，被掠奪了各種金銀財富。尤氏的記載也印證了拉丁人遭受巨大損失的說法。他描繪道：「大火覆蓋著拉丁人的財產，他們的財富慘遭掠奪，拜占庭人向匆忙逃亡的船隻投擲火焰瓶，熊熊大火吞沒了船隻。」由此可見，拉丁史籍在還原「大屠殺」場景方面，與拜占庭文獻的記載呈現出一致性。
第二，拜占庭文獻沒有否認這場「大屠殺」的全民參與特性，再次證明了拉丁作者看法的正確性。
尤斯塔修斯認為，拜占庭社會各個階層的民眾都投入到針對拉丁人的屠殺活動中：「安德羅尼庫斯不僅得到皇親國戚及實力強大的安苴魯斯家族的支持，還得到其他貴族、上層精英、城市民眾的支持，甚至可以說，整個城市都支持他」，「喜歡革命活動的人」也參與了「對拉丁人的攻擊。」尼基塔斯也指出，社會底層民眾在屠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因為「這些人想要掠奪金錢和財富」。由此可見，拉丁史籍對「大屠殺」施暴者構成人員的書寫是客觀準確的。
第三，拜占庭文獻對「大屠殺」爆發原因的解釋與拉丁史籍的記述不盡相同。
在拜占庭史學家看來，「大屠殺」的發生是因為拉丁人支持攝政政府和「首席貴族」阿萊克修斯，安德羅尼庫斯及其支持者為奪取政權，被迫殺害拉丁人。尼基塔斯詳細解釋了拜占庭人殺害拉丁人的原因。他說：「為了阻止安德羅尼庫斯奪取政權，『首席貴族』阿萊克修斯花費大量金錢使拉丁人加入戰鬥，因為他認為拉丁人是最強大、最勇猛的民族，因此他更依賴於拉丁人的幫助。」顯然，在尼基塔斯看來，由於拉丁人支持「首席貴族」阿萊克修斯，所以安德羅尼庫斯在推翻攝政政府過程中殺害了他們。尤斯塔修斯明確指出，拉丁人慘遭殺害是因為他們加入了對立陣營，阻礙了安德羅尼庫斯推翻攝政政府統治。他寫道：「拜占庭人對拉丁人的指責是因為後者支持『首席貴族』和皇后瑪利亞，並通過他們對拜占庭人進行傷害。『首席貴族』和皇后……投靠拉丁人，用禮物唆使他們參加戰鬥，拉丁人也捲入了所謂的『聖戰』。」由此可見，在拜占庭史家看來，安德羅尼庫斯發動對拉丁人的攻擊，主要考慮的是政治因素，剷除城內異己勢力，從而實現奪取皇位的野心。
拉丁史籍的闡述與拜占庭文獻的解釋大相逕庭，這種區別主要由史家觀察問題角度、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差異所造成。拉丁作者認為這是一場徹頭徹尾針對拉丁人攻擊的看法，既與其「大屠殺」受害者身份有密切關係，又與當時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息息相關。12世紀末拜占庭帝國內部的確存在一種對拉丁人的仇視情緒，這成為拉丁世界用來解釋「大屠殺」事件的最佳理由。
一方面，經濟和官場上的競爭促使拜占庭社會對拉丁民族的不滿情緒日益加深。自科穆寧王朝以來，拉丁人獲得了在拜占庭帝國的貿易特權，能夠以比競爭對手更低的價格出售商品，這不僅給他們帶來了高額的經濟回報，而且還使他們的貿易活動不受限制，商業據點遍布整個亞得里亞海、愛琴海和東地中海地區，嚴重損害了拜占庭商人的利益。同時代的拜占庭史學家約翰·金納莫斯（John Kinnamos，約1143—1185）在「大屠殺」爆發前就對此描述道：「由於免除海上稅收和商品稅，威尼斯人無節制地汲取財富，導致他們變得自大。他們不僅對待拜占庭普通民眾如同奴隸一樣，還甚至嘲笑拜占庭貴族和官員。」拉丁商人對待拜占庭人輕蔑的態度勢必導致拜占庭人仇視情緒的增長。
此外，大量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國政府內擔任外交官員，或者負責法院事務和稅收工作，甚至許多宗教事務也由拉丁人處理，如比薩神學家休·埃特里亞諾曾被任命起草關於聖靈誕生的宗教卷宗。拉丁人在帝國事務中享有優勢，引起曼努埃爾政府內不少官僚的抱怨。以弗所大教長喬治·托尼克斯（George Tornikes）曾試圖為其叔叔在宮廷中謀取職位，但他發現拜占庭人與那些帶著蠻族口音的拉丁人，從市場到宮廷每個角落都存在激烈的競爭，而且「野蠻人」比拜占庭人更受到歡迎。顯然，政治地位的失勢也助長了拜占庭人對拉丁人痛恨心理的產生。
另一方面，十字軍運動的發展催生了拜占庭人的民族危機意識，使拜占庭帝國與拉丁世界間形成了一條難以逾越的鴻溝。早在第二次十字軍運動期間，約翰·金納莫斯就意識到拉丁人的目標是占領君士坦丁堡：「所有西方列強已經開始行動，利用各種藉口……但是真實目的是通過侵略和在途中掠奪獲得羅馬人（拜占庭人）的領土。」十字軍運動的發展還使拜占庭人越來越認識到拉丁基督徒和拜占庭東正教信徒間的巨大差異。十字軍的種種卑鄙行為和殘暴手段，都難以讓拜占庭人相信他們是基督徒，曼努埃爾一世就曾對他們產生懷疑與抱怨：「這些人自大、精神頑強、缺乏人性，並被訓練得非常嗜血。」而關於食用有酵餅或無酵餅、如何畫十字、如何進行彌撒禮的教義爭論，更是加深了雙方的摩擦與不信任。在此背景下，拉丁作者將「大屠殺」爆發原因歸結為拜占庭人的仇視情緒也就不足為奇了。
第四，拜占庭文獻矢口否認安德羅尼庫斯與突厥穆斯林勾結，更不承認安德羅尼庫斯皈依了伊斯蘭教，這與拉丁史籍的記載迥然相異。
拜占庭史家明確提到，安德羅尼庫斯的武裝支持者不是突厥人，而是生活在帝國東部的帕夫拉戈尼亞人。尼基塔斯寫道：「安德羅尼庫斯與其精銳部隊——帕夫拉戈尼亞人一起在君士坦丁堡發動了一起針對拉丁人的戰爭。」尤斯塔修斯也指出：「帕夫拉戈尼亞人按照安德羅尼庫斯的命令，向拉丁民族發動襲擊。」
相較於拉丁史籍的記述，拜占庭史學家提供的信息更符合歷史事實。從地理上看，帕夫拉戈尼亞地處安納托利亞北部黑海沿岸，東西部分別與本都和比提尼亞接壤，屬於拜占庭帝國本都行省管轄下的一個地區。它雖然僻處小亞細亞北部，卻在拜占庭帝國始終舉足輕重。安德羅尼庫斯長期流亡拜占庭帝國東部地區，曼努埃爾皇帝臨終前任命他為本都行省總督，可以說他對該地區不僅十分熟悉和了解，並且有著深厚的人脈根基和巨大影響力，能迅速召集到帕夫拉戈尼亞軍隊。另一方面，帕夫拉戈尼亞人一直在拜占庭社會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拜占庭皇帝米哈伊爾四世（Michael Ⅳ the Paphlagonian，1034—1041年在位）是帕夫拉戈尼亞人，甚至科穆寧家族也與帕夫拉戈尼亞人存在聯繫。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的生活經歷也能佐證其記載的可靠性。在早期仕途生涯中，他曾在本都或帕夫拉戈尼亞地區的政府中任職，直到1182年才擔任宮廷秘書職務。可見，他十分熟悉本都地區和帕夫拉戈尼亞人，因而他對帕夫拉戈尼亞入加人安德羅尼庫斯叛亂的記載是值得相信的。
從歷史上看，安德羅尼庫斯既沒有與羅姆蘇丹國突厥人結成夥伴，更沒有和魯本三世結成盟友。相反地，他們都是拜占庭帝國的敵人。同時代拉丁作家朱巴伊爾在其著作的其他章節中提到，一位來自西班牙的朝聖者告訴他，在1183—1184年，阿爾斯蘭攻占了大約25座拜占庭城市。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也予以證實：「1183年，羅姆蘇丹占領索佐波利斯，並掠奪了周邊城鎮，使得拜占庭人處於羅姆蘇丹國的統治下，他們還使安塔利亞最偉大的城市長期遭受圍困，並最終攻陷了屈塔希亞等很多城鎮。」拜占庭史家甚至還提供了一則安德羅尼庫斯對突厥人憤怒和報復的描述：在尼西亞城投降後，安德羅尼庫斯仍充滿忿恨，將尼西亞城中的突厥人殺死，並釘在城牆上。而亞美尼亞王子魯本與羅姆蘇丹阿爾斯蘭二世結盟的事情，在東方十字軍王國更是眾所周知，1176年密列奧賽法隆戰役後，魯本三世已經對拜占庭採取侵略政策，並轉向與羅姆蘇丹國交好。很可能由於魯本三世與羅姆蘇丹結盟的緣故，致使拉丁編年史錯誤地將亞美尼亞王子刻畫成安德羅尼庫斯政變的同伴。
根據拜占庭史家的說法，安德羅尼庫斯不僅沒有皈依伊斯蘭教，相反他是一名虔誠的基督徒。尼基塔斯·侯尼雅提斯在記述安德羅尼庫斯流亡東方時稱其是基督教使者：「安德羅尼庫斯穿過幾乎所有外邦國家時，像使者一樣在所有人面前鼓吹並宣揚基督的名字。」這種說法也得到了東方文獻的佐證，波斯詩人哈伽尼（Af dal al-Din Ibrahim Khaqani）稱安德羅尼庫斯是「使者的榮耀」和「彌賽亞真誠的朋友」。
拉丁史籍與拜占庭文獻在關於安德羅尼庫斯的支持者以及安德羅尼庫斯本人的形象方面出現判若霄壤的歷史書寫，這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
必須看到，拉丁作者在書寫「大屠殺」事件時容易受到固有思維定式的影響。拜占庭帝國與穆斯林相互勾結反對拉丁人，是12世紀拉丁世界老生常談的話題和習以為常的指控。早在第二次十字軍運動期間，德耶的奧多就指責拜占庭人與穆斯林串通反對十字軍運動，說「（突厥人和拜占庭人）是我們的共同敵人」「他們計劃從多方面摧毀法蘭克人。雖然他們之前是敵人，但他們為了這個特殊的目標達成協議」。
此外，拉丁人在還原「大屠殺」過程中還受到社會環境和政治因素的影響。「偏見在選擇主題以及確定研究目標時暴露了出來」「每一種偏見都和情景有關」。拉丁史籍中再次恢復和興起針對拜占庭人古老的誹謗、指控和偏見，與12世紀末西歐和十字軍王國存在強大的反拜占庭力量密切相關。西方日耳曼皇帝腓特烈一世（FrederickⅠBarbarossa，1152—1190年在位）、諾曼國王威廉二世（William Ⅱ，1171—1189年在位）一直凱覷君士坦丁堡皇位，號召發動新的十字軍運動。拜占庭與耶路撒冷的關係也走向惡化，1186年呂西尼昂的居伊（Guy of Lusignan，1186—1192年在位）繼承十字軍王國王位，一直反對與拜占庭合作；而安條克公國也對拜占庭領土虎視眈眈，占領了拜占庭在西里西亞（Cilicia）的城鎮。1182年安德羅尼庫斯殺害拉丁人的行為為他們反拜占庭的政治宣傳提供了素材，伴以各種帶有政治、宗教色彩的故事，使其成為玷污、低毀安德羅尼庫斯和反拜占庭帝國的宣傳工具，不僅能使安德羅尼庫斯獲得反拉丁的惡名，還能掩飾自己的雄心，獲得拉丁人民的支持。
五
總體而言，拉丁作者的記載趨近於「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它們對受害者的傷亡情況、財產損失、屠殺手段以及全民參與性質的描述，都得到了拜占庭文獻的佐證。因此，本文開篇提到的一部分現代學者得出的基於史料記載較少、缺乏屠殺細節、傷亡人數微不足道，因而「大屠殺」影響有限的結論是缺乏說服力的。
同樣還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在使用這些拉丁史籍時，不能忽視其中存在的疏漏和攜帶的錯誤信息。這是因為：一方面，囿於中世紀落後的通訊和交通條件，信息傳播往往需要克服時間和空間的障礙，這導致倖存者和轉述者客觀上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記憶模糊和信息偏差。另一方面，受拉丁人固有的認知偏見影響以及西方世界反拜占庭力量的渲染，拉丁作者存在著利用原有內容添油加醋、虛構事實以便使之成為反拜占庭宣傳材料的主觀故意。
由於1182年君士坦丁堡殺害拉丁人的行為，因此幾乎所有拉丁作者都將安德羅尼庫斯塑造為突厥人的同夥和基督教叛教者。這種形象的產生既是「大屠殺」所製造的緊張恐懼情緒的產物，也真實地反映了拉丁世界社會輿論的導向。正如馬克·布洛赫所言，「只有迎合公眾的偏見，錯誤的說法才得以傳播，才具有生命力。因此，它也就成了一面反映集體意識的鏡子」。這些子虛烏有的傳言在雙方交往中不斷產生隔膜、誤會和不信任，進一步加劇了拉丁世界與拜占庭帝國之間的對立與仇恨，並最終走向直接的武裝衝突。因此，我們說「1182年君士坦丁堡大屠殺」事件為「1204年君士坦丁堡陷落」埋下了種子。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研究生；原文載《史學月刊》2020年第4期，注釋從略。文章轉載自「史學月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