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斌 陳琳琳：大谷光瑞與日本敦煌學

原標題：修斌 陳琳琳：大谷光瑞與日本敦煌學

一、大谷光瑞和大谷探險隊

1930年陳寅恪說「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之時，敦煌學已有30年歷史，其開端無疑是1900年敦煌藏經洞的發現。藏經洞面世，開啟了世界敦煌學的大門，隨後幾年，介紹和研究漸漸升溫，在辛亥與民國交替，明治與大正更迭前後，敦煌學在中國和日本同時形成熱潮。說到日本敦煌學特別是早期敦煌學，人們能想起一串日本學者的名字，如狩野直喜、內藤湖南、藤田豐八、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桑原騭藏、瀧精一、松本文三郎、羽田亨、香川墨識、白鳥庫吉、石濱純太郎、神田喜一郎等，同時，對大谷光瑞、「大谷探險隊」、「大谷文書」、「大谷文庫」，以及橘瑞超、渡邊哲信、堀賢雄、吉川小一郎、野村榮三郎、本多惠隆、井上弘園等大谷探險隊的成員也不陌生。

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佛教凈土真宗西本願寺第22代宗主，他所組織的探險隊被稱為「大谷探險隊」，分別於1902-1904、1908-1909、1910-1914年三次深入中國的新疆、甘肅、西藏以及中亞、南亞、北亞、東南亞等地進行考察。第一次是1902年8月，大谷光瑞一行4人從倫敦出發，經撒馬爾罕，在塔什庫爾干分為兩路，一路由大谷率本多惠隆、井上弘園翻越明鐵蓋達坂，到今巴基斯坦吉爾吉特、印控克什米爾的斯利那加；另一路是渡邊哲信、堀賢雄兩人沿絲綢之路南線進入和田，在庫車、克孜爾千佛洞等地進行了4個月的考察。第二次是1908年6月，野村榮三郎和橘瑞超從北京出發，經蒙古進入准格爾盆地，調查吐魯番周圍遺蹟。翌年2月兩人在庫爾勒分手，野村在庫車周圍調查和盜掘，然後經阿克蘇到達喀什；橘則進入羅布沙漠，並在樓蘭發現著名的《李柏文書》，然後沿絲路南線經若羌、和田到達喀什。兩人會合後翻越喀喇崑崙山口進入印度河畔，歷時一年半。第三次是1910年8月，橘瑞超從倫敦出發，經俄國至塔城，經烏魯木齊、吐魯番再次進入樓蘭遺址，然後從且末北上橫穿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庫車，經喀什、和田進入藏北，再取道且末、若羌抵達敦煌，在敦煌與吉川小一郎會合，在敦煌考察後於1912年2月離開敦煌至烏魯木齊。橘瑞超赴俄國取道西伯利亞鐵道回國，吉川在吐魯番又進行挖掘，在喀什、和田調查佛教遺蹟，然後沿和田河北上，穿越塔克拉瑪干沙漠到達阿克蘇，還翻越天山到伊寧一帶考察。

二、大谷收集品

大谷光瑞不僅組織了這三次考察，並直接參與了第一次考察活動。在中國西北地區，大谷探險隊考察了和田（于闐）、喀什噶爾、庫車（龜茲）、樓蘭的佛教石窟、吐魯番高昌故國和敦煌地區的墓地和佛教遺址，通過挖掘、盜取、購買等方式獲取了大量珍貴文物。這些「大谷收集品」被陸續運回日本，最初主要存放在神戶六甲山大谷光瑞的別墅「二樂莊」，部分寄存在京都帝室博物館（今京都國立博物館）。1914年5月，大谷光瑞辭任西本願寺宗主。1916年1月，大谷將二樂莊連同大部分收集品出售給政商久原房之助，久原隨即將收集品轉贈同鄉、時任日本殖民地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寺內將這批文物移存到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1915年大谷移居中國旅順，一部分文物隨即被帶到這裡，並經由滿鐵轉交給關東都督府滿蒙物產館，後於1929年被大谷賣給改名後的關東廳博物館（後來的旅順博物館），後又一部分被運回日本，收藏於京都的西本願寺（後藏於龍谷大學），還有些散在於民間。旅順博物館保存的帳本記錄有大谷收集品6566件，當中包括大量的漢文佛經殘片、文書殘片，其他語種的佛經殘片和文書殘片，佛教版畫斷片、佛畫斷片、佛教雕像等佛教藝術品，以及陶塑、泥塑等藝術品，以及出土於吐峪溝高昌時期的陶器，出土於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的高昌至唐西州時期的各類陶俑、木俑、絲織品、墓表、木器，以及西域古錢和中原貨幣等，另有100餘件古印度石刻等。其中，藏於旅順博物館的敦煌經卷620卷於1954年移交北京圖書館。大谷文書和文物究竟有多少，目前未見其詳，分別藏於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後轉藏東京國立博物館）、龍谷大學、中國旅順博物館、北京圖書館、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以及日本各地美術館、民間收藏家等處。1915年日本出版了最早的介紹大谷探險隊部分收藏品的《西域考古圖譜》，後又出版三大冊《大谷文書集成》。

三、大谷光瑞與日本早期的敦煌研究

日本的敦煌學發端於1902年開始的大谷光瑞探險隊的中亞考古。這是1900年王道士發現敦煌藏經洞並報備於當地官員的兩年後。1907年5月23日，斯坦因在第二次中亞考察期間進入敦煌藏經洞，帶走第一批文物。1908年3月3日，伯希和進入藏經洞，歷時一個月，獲取大量珍貴文獻。日本對中亞文物古蹟的介紹和研究始於1908年。1908年3月，日本《史學雜誌》發表題為《奧萊爾斯坦因氏的中央亞細亞踏查》的無署名文章，向日本學界傳遞了斯坦因中亞考察的信息。同年，大谷光瑞組織了第二次探險，橘瑞超在樓蘭遺址發現了著名的「李柏文書」和一些佛經、長卷。

1909年是個關鍵年份。這一年日本敦煌學進入研究領域並在學界迅速形成熱潮。斯坦因於1909年1月返回英國並運回全部文物，路透社等歐洲主要媒體都做了報道。1909年3月8日，斯坦因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上做了《1906年至1908年間在中央亞細亞的探險》的報告，詳細講述了他第二次中亞考察的經過；同年4月，日本學者渡邊海旭在《宗教界》第5卷第4號上發表《漢代佛教古經典的發現——斯坦因博士在古物學及地理學方面的大成功》一文。同年，日本學者藤田豐八注意到斯坦因在地理學會的講演稿連載於英國皇家地理學院《地理學學報》，便把這篇報告的後半部分寄給了羅振玉和王國維，即王國維後來翻譯而成的文章《中央亞細亞探險談》。此後，通過羅振玉、王國維的渠道，斯坦因在中國西部所發現的各種材料才漸漸被中國學界所知。1909年9月，日本《史學雜誌》又以斯坦因在《地理學學報》所連載講演稿的前半部分為依據，翻譯發表了無署名《斯坦因氏探險報告》。8月中旬，伯希和從河內來到北京，將上一年在敦煌探險考察所獲數十件唐代文書向清朝學者展出，羅振玉、王國維、蔣黻、董康、王仁俊、寶熙等目睹並大為驚嘆。8月22日，在羅振玉等人的請求下，清朝學部向蘭州的陝甘總督長庚拍發了名為《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剖並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購買電》的電報。11月，羅振玉利用觀看到的伯希和展示的敦煌文書並拍攝的照片，撰寫《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在《東方雜誌》發表。也是11月，在北京居住的日本「文求堂」書店老闆田中慶太郎在拜訪伯希和並親眼目睹敦煌文物之後，以「救堂生」的筆名在《燕塵》雜誌第2年11號上發表題為《敦煌石室中的典籍》。這是日本人發表的第一篇關於敦煌文書的文章，引發學界關注敦煌藏經洞。

1909年11月12日，《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均刊登題為《敦煌石室之發現物---千年前古書十餘箱被法國人悉數攜去》的文章，報道了伯希和發現敦煌古書的情況。這篇文章內容與羅振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一文所涉及內容基本相同。接著，11月24日至11月27日《大阪朝日新聞》連載內藤湖南題為《敦煌發掘的古書》，這些文章在開篇時就交代了羅振玉、董康等在北京與伯希和見面的情況，並記述了京都大學幾位教授得知此消息，以及之後的研究打算。（二）（三）（四）篇則詳細分成《尚書顧命殘葉》、《西周志殘卷》、《尊勝陀羅尼》、《金剛經》、《溫泉銘》、《老子化胡經》、《景教三威蒙度贊》、《摩尼教經殘卷》《壁畫》等，分別加以介紹，最後是《餘論》部分，提出京都大學諸教授將會很快準備出詳細的研究報告。11月28日又載《敦煌石室的古書（補遺）》，針對《敦煌發掘的古書》公開的目錄進行了補充，如《慧超五天竺國記》一卷、《沙洲志》四卷等。1909年11月28日，京都帝國大學第二回史學會議在京都府立圖書館舉行，會議展出了羅振玉寄給內藤湖南和狩野直喜的敦煌文書照片，這些照片由京都大學諸學者做了講解報告，其中內藤湖南講解了《西周志殘卷唐太宗溫泉銘》，狩野直喜講解了《老子化胡經》，桑原騭藏講解了《景教三威蒙度贊》，小川琢治為這次展覽做了題為《總說及地理——中央亞細亞探險史 伯希和的敦煌旅行 敦煌地理》的主題報告，另外做講解報告的還有羽田亨《摩尼經殘卷》、富岡謙藏《尚書顧命、尊勝陀羅尼、金剛經、化度寺碑》、濱田耕作《壁畫、雕刻》。這是日本第一次有關敦煌學的展覽會，擴大了日本敦煌學在民間的影響。

1910年8月，剩餘敦煌石窟的文獻被運回北京，接到羅振玉的通知後，京都大學的狩野直喜、內藤湖南、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組成調查團來到北京，與當時正奉命調查的東京帝國大學的瀧精一共同進行拍攝和記錄。10月回國後，5人合作寫了一篇《赴清國派遣教授學術視察報告》，之後又各自有過相關報告。這一年，羅振玉則把收集到的有關歐洲人探險的報告加以翻譯，整理成《流沙訪古記》。《流沙訪古記》的內容包括王國維翻譯斯坦因的《中央亞細亞探險談》、沈紘翻譯的《伯希和氏演說》、日本《史學雜誌》上發表的兩篇即斯坦因報告的前半部分內容等。另外作為附加部分載入了日本學者白鳥庫吉的《滿蒙訪古記》。羅振玉《流沙訪古記》的出版使斯坦因漸漸被中國學界所知。同時，羅振玉、王國維通過日本學者黑板勝美從歐洲帶回的消息，得知沙畹考釋斯坦因漢文文書和木簡一事。

1910年大谷光瑞委派橘瑞超開始第三次中亞考察，此次考察進入敦煌莫高窟，獲取了一些壁畫並通過王道士購買了經卷和泥塑。10月，大谷光瑞從英國返回日本，並於1911年增派吉川小一郎加入第三次大谷探險考察，去敦煌與橘瑞超匯合。1911年，大谷光瑞探險隊把在中國西北所獲取的文物和書卷運回日本，陸續開始邀請日本「敦煌派」的學者一起查檢、校閱。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桑原騭藏、松本文三郎、富岡謙藏、濱田耕作、羽田亨，以及東京帝大的瀧精一都在受邀之列。瀧精一主持的《國華》雜誌成為整理刊布這些藏品的主要平台，後來日本學者們對大谷光瑞收藏品整理的成果由香川墨識編訂為《西域考古圖譜》分上下兩冊刊布了696件藏品的照片。

這期間，大谷在關注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的考察動向的同時，也在關注中國的政局發展，并力邀羅振玉來日本。1911年12月，羅振玉和王國維受大谷光瑞、藤田豐八及京都帝大的學者們邀請，東渡日本，住在京都帝大附近，董康也幾乎同時到達日本避難。

中日學者圍繞大谷收集品的研究從1911年開始以及隨後的幾年都十分活躍。羅、王和日本學者利用大谷收集品等材料，密切交流互動，推出一批敦煌學研究成果。羽田亨於5月發表《大谷伯爵所藏新疆史料解說（第一回）》，其中包括介紹《李柏文書》。濱田耕作也於8月發表對「中國新疆發現的泥像」的照片解題。《國華》雜誌在這期間成為介紹大谷探險隊收集品信息、日本中亞和敦煌研究的重要陣地。據《國華》記載，大谷光瑞向日本學者開放二樂莊的藏品，由佛教大學校長園田宗惠主持，京都帝大文科大學的松本文三郎、狩野直喜、桑原騭藏、小川琢治、內藤湖南以及瀧精一、濱田、羽田等都參與了文物整理和研究，並由《國華》制訂了詳細的研究成果出版計劃，希望讓世界知曉日本的藏品可以與斯坦因、伯希和的發現相比肩。參與第三次探險並深入敦煌尋寶的橘瑞超於1912年6月返回日本後，也接連發表《新疆探險記》《中亞探險》，刊行《二樂叢書》。

1912年9月，狩野直喜奉京都帝國大學之委託，赴歐洲調查中國學和東方學的研究情況，實際上主要就是調查伯希和和斯坦因收藏的敦煌遺物和文書。與此同時，瀧精一也受東京帝國大學之命，去歐洲進行同樣的學術調查活動。1912年10月，繞道俄國的狩野直喜到達法國，在伯希和收藏敦煌文書的國民圖書館開始了3個月之久的抄寫和記錄。期間他經常與伯希和、沙畹會面，並從兩人那裡了解到很多斯坦因藏品的信息。瀧精一則繞道印度於年底到達巴黎後，開始和狩野直喜一同工作。1913年4月，濱田耕作受命赴歐進行為期3年的考察留學，並奉命參加4月份英國倫敦舉行的「國際史學會議」，到達倫敦，期間明確提出了敦煌學「世界性研究時代的到來」。

1914年，回到日本的狩野直喜在2月、3月、11月的《藝文》雜誌上，發表題為《續狗尾錄》的報告，不僅詳細介紹了在歐洲所見的漢牘木簡、各類文書、藏品，還介紹了歐洲專門設有「中國學」「東方學」學科的大學和研究機構，系統介紹了歐洲當時整個「中國學」的水平和狀態。1915年、1916年，又連續發表兩篇對敦煌文書的具體研究論文《唐抄古本尚書釋文考》和《中國俗文學史研究的材料》，從狩野直喜開始，日本敦煌學漸漸走向了對具體文本的研究途徑。瀧精一也發表了不少對伯希和、斯坦因藏品的介紹文章，也由此成為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1913年3月到1915年7月，斯坦因進行第三次中亞考察，獲文物182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920年運回倫敦。其中包括王道士私藏的敦煌本子570卷。

四、日本敦煌學發展中的大谷光瑞與羅振玉

從以上的信息可知，羅振玉是開啟中國的敦煌學與日本的敦煌學，以及建立世界敦煌學之間聯繫的重要人物，也是論及大谷光瑞與日本敦煌學關係中繞不過的人物。

羅振玉曾在他1931年寓居旅順時寫的自傳《集寥編》中說：一日，日本本願寺教主大谷伯光瑞，遣在京某君來言，其法主勸予至海東，並以其住吉驛二樂莊假予棲眷屬。予與大谷伯不相識，感其厚意，方猶豫未有以答應。這是辛亥革命爆發不久發生的事情。「二樂莊」是大谷光瑞位於神戶六甲山的別墅，當時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多藏於二樂莊。大谷派人與羅接洽不久，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富岡謙藏等與羅相識的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教授們寫信邀請羅來日本京都，羅與摯友藤田劍峰相商後接受了邀請，攜家眷及王國維、劉季纓兩家人一同赴日，20餘人於1911年11月27日從神戶港登陸，並寓居於京都田中村。超過30萬卷的羅、王的藏書及文物經大谷光瑞西本願寺的幫助，也得以順利運抵京都，後藏於羅建於京都宅邸的大雲書庫。

羅振玉自從接觸伯希和的敦煌文書後，從1909年開始就連續發表相關研究成果，想必引起了大谷光瑞的關注。大谷光瑞自幼以振興佛教為使命，在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中，佛教資料占比較大。倘若能網羅到羅振玉這樣的人才為其研究佛學東漸服務，對大谷來說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這大概是他積極促成羅振玉赴日，並為羅提供研究資料便利的原因。羅振玉與大谷光瑞最初見面極有可能是1912年7月13日， 根據龍谷大學圖書館本願寺史料研究所的「大谷探險隊帶回日本的書畫表裝記錄簿」中的記載，當天羅振玉到訪本願寺並贈送給大谷光瑞銅鼓、素燒古陶花瓶等四種文物。

1912年11月，二樂莊舉辦「中亞探險發掘物展觀會」，對外公開展示大谷探險隊的收集品，羅振玉或曾前往觀看。翌年1913年，羅振玉建造宅邸永慕園、大雲書庫。1914年7月，結束第三次探險考察的吉川小一郎回到日本，8月1日至11月30日，連續四個月二樂莊再度舉辦「中亞探檢發掘物展觀會」，羅振玉多次前往，觀看壁畫，抄錄墓磚，並與橘瑞超交流，「為之狂喜」。羅振玉多次提到的「武庫」「武庫郡之別邸」「大谷氏兵庫別邸」都是指兵庫縣神戶的二樂莊，由此可知羅氏對大谷探險隊收集品的關注。羅利用這些物品進行研究，完成《麴氏年表》《西錘石刻後錄》《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其中《目錄》來自橘瑞超的記錄，羅振玉於當年10月整理完成，後來刊載於《國學叢刊》第九卷。這也是大谷探險隊收集的敦煌文書最早的目錄，總數430件。1916年，羅又先後完成《高昌壁畫菁華》《墨林星鳳》《鳴沙石室佚書續編》《鳴沙石室古籍叢殘》等。

羅振玉從伯希和那裡看到敦煌文書後大受刺激，開始了他的敦煌研究，並在接下來的兩年開啟了中日兩國學者圍繞敦煌文書的研究和交流熱潮，這一動向被大谷光瑞及時、敏感地捕捉到，於1911年派遣吉川小一郎加入第三次大谷探險隊，重點前往敦煌考察，收集敦煌文書和佛教文物，並在同一年邀請和資助羅振玉等前往日本寓居，為其研究敦煌學提供便利，不僅推動了日本早期敦煌學的興盛，也留下中日兩國學者交流的佳話。這其中，大谷光瑞的策動、支撐、推動作用至關重要。從1902年大谷開始組建探險隊，到1914年歷時12年，先後對西域進行三次考察，足跡遍及中國西部、中亞、北亞、南亞（印度、阿富汗、尼泊爾、斯里蘭卡）、東南亞等地域，多有收穫。通過墓葬挖掘獲得大量文書，這些文書被稱為「大谷文書」。1914年，寓居日本的羅振玉利用藏於二樂莊的大谷文書進行研究，出版了《西錘石刻錄》，公布了大谷所得吐魯番墓誌和碑刻，撰寫跋語。羅還利用這些資料完成了《高昌麴氏系譜》，對唐朝統一吐蕃前當地政權進行了初步研究。王國維也利用大谷文書於上個世紀20年代撰寫了關於麴氏高昌和唐西州的論文。上個世紀50年代，伴隨著大谷文書的進一步公開，日本藉助這些史料對唐朝的制度史、西域治理史、均田制等問題進行研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也使日本敦煌學研究進入一個新的活躍期。正如石濱純太郎在演講中談及日本敦煌學時所言，「最後，可算是中國敦煌派領袖人物的羅叔言和王靜安兩先生流亡到日本來，諸位先生再同時蜂擁而上，又是寫論文，又是著書，又是開展覽會，氣勢大振，敦煌派的勢力確實也因此而興盛到了極點。」

五、大谷光瑞在日本敦煌學中的位置

大谷光瑞是個複雜的歷史人物，對他的評價在中日兩國學界存在差異。王娜在《關於中國的大谷光瑞評價及其研究》一文中，對中國的大谷評價做過詳細的梳理，認為中國方面的基本評價是負面的、否定的。諸如，大谷光瑞是「披著袈裟的軍國主義分子」，「以學者、探險家的面目出現，參與內閣，介入政治，是支持日本殖民當局侵略、擴張、掠奪政策的急先鋒」，大谷探險隊是「盜竊者」，「採取挖掘、切割等手段，盜竊和掠奪了我國大量的文物寶藏」，也有學者認為大谷探險隊的主要目的是「佛教調查」，通過探險進行「佛教研究」，而不具有所謂「軍事目的」。日本學界一般將大谷光瑞放在日本學習西方、追求與西方世界平等的語境中認識，看作是針對西方基督教的影響力，日本的佛教徒如何反應和參與的。白須凈真等學者則著眼於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作為佛教領袖的大谷光瑞和作為佛教團體的凈土真宗西本願寺為了擴大佛教影響力、探尋佛教源流和傳播、參與近代國家建設而採取的舉措。而印度學者伯瑞吉・坦卡（Brij Tankha）則試圖從更宏觀的視角看待大谷及其探險隊。他認同德富蘇峰所強調的大谷探險隊勇於探索未知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的生命力」，進而認為大谷的探險行動具有部分政治文化的意義，應當從日本人、近代、佛教徒之間的關係中考察，將大谷光瑞置於德川幕府末期其父大谷光尊對本願寺的改革遭受挫折、而他自身嘗試新的改革的背景之中。他認為大谷父子改革的目標不僅是本願寺的近代化，而是試圖提供一種更廣泛的社會模式，包括將日本的文化傳統與西方的知識結合，並積極進行政治參與。並指出，中亞探險活動正是為了體現作為佛教徒、日本人、近代化的存在感的一個舉措。他結合大谷光瑞本人的著述，認為大谷當時關注的地域已經超出當時一般日本人所關注的焦點中國，而是整個亞洲，並試圖從古代的遺蹟包括佛教的交流中探尋日本與亞洲的聯繫以及在亞洲的位置。以上這些差異性的觀點，是立場和視角不同所使然，雖然都具有一定的事實的支撐，但也都未必是一個立體化的大谷光瑞，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特別是基於史實的國際比較研究。

具體到大谷光瑞與日本敦煌學的關係，可以認為日本敦煌學發端於大谷光瑞探險隊1902年開始的第一次探險，作為宗教門派領袖的大谷光瑞是探險活動的策劃者、組織者。他之所以開展這項計劃，既是對「佛教東漸」的學術追尋，也是伴隨日本近代化學習西方的「精神參與」。大谷光瑞的身份是多樣的，他既是宗教領袖，也是政治家和社會活動家，既主持宗教事務，也支持學術活動，既倡導「興亞計劃」，推進「海外開教」，是日本軍國政府的顧問和高參，也與孫中山等「進步人士」多有交往。在與日本敦煌學的關係上，他最大的「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組織了眾所周知的大谷探險隊，緊步西方探險家後塵對中亞和新疆、敦煌進行探險，成為日本參與敦煌學的「開創之舉」；二是收集和提供了數量龐大、內容豐富的「大谷收集品」，這是日本最大規模的敦煌學出土文物群。正因為這些收集品，使得早期日本敦煌學由信息獲取、介紹，以及根據從英法等國拍回照片和記錄來開展初步研究的層面，拓展到根據出土實物直接進行深入研究的新階段，並由實物考釋延展到對歷史朝代、政治社會、宗教文化、軍事地理、語言、文學、藝術等多方位、寬領域的系統研究。三是促成了羅振玉、王國維來到日本，與日本敦煌學重鎮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及日本「敦煌派」學者的深度交流互動。正是由於大谷光瑞的積極邀請和資助，提供優越的生活和研究條件，尤其是開放大谷收集品寶藏「二樂莊」給羅振玉，使得國學根基深厚的羅、王得以利用藏品開展研究，與日本的東洋史學者共同造就出早期東亞敦煌學的輝煌，並引領世界敦煌學研究進入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