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功：鑑定書畫二三例

原標題：啟功：鑑定書畫二三例

啟功

啟功（1912.7.26—2005.6.30），著名書法家，書畫鑑定家。字元伯，一作元白。滿族。姓愛新覺羅，雍正帝九世孫。長於古典文學、古文字學的研究，曾在輔仁大學任教。1949年後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故宮博物院顧問、國家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西泠印社社長等職。著《古代字體論稿》、《詩文聲律論稿》、《啟功叢稿》、《論書絕句百首》等，出版《啟功書畫留影集》以及多種書法選集。

書畫有偽作，自古已然，不勝枚舉。梁武帝辨別不清王羲之的字，令陶弘景鑑定，大約可算專家鑑定文物的最早故實了。以後唐代的褚遂良等，宋代的米芾父子，元代的柯九思，明代的董其昌，清代的安岐，直到現代已故的張珩先生，都具有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眼光。

既稱為鑑定，當然須在眼見實物的條件下，才能做出判斷，而事實卻有許多有趣的例外。我曾聽老輩說過康有為一件事：有人拿一卷字畫請康題字，康即寫「未開卷即知為真跡」，見者無不大笑。原來求題的人完全是「附庸風雅」，康又不便明說它是偽作，便用這種開玩笑的辦法來應付藏者，也就是用「心照不宣」的辦法來暗示識者。這種用X光式的肉眼來鑑定書畫，恐怕要算文物界的奇聞吧？

相反的，未開卷即知為偽跡的，或者說未開卷即發現問題的，也不乏其例。假如有人拿來四條、八條顏真卿寫的大屏，那還用打開看嗎？

我曾從著錄書上、法帖上看到兩件古法書的問題，一件是米芾的《寶章待訪錄》，一件是張即之寫的《汪氏報本庵記》。這兩件的破綻，都是從一個某」字上露出來的。

先要談談「某」字的意義和它的用法。

「某」是不知道一個人姓名、身份等，或不知一件事物的名稱、性質等，找一個代稱字，在古代也有用符號「」的。陸遊《老學庵筆記》卷六說：「今人書某為，皆以為從俗簡便，其實古某字也。《穀梁·桓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范寧注曰：鄧地』。陸德明《釋文》曰日：不知其國，故云地，本又作某。』」按：自廣義來說，凡字都是符號；自狹義來說，「」在六書里，無所歸屬，即說它是「從俗簡便」，實在也沒什麼不可的。況且從校勘的邏輯上講，陸放翁的話也有所不足。同一種書，有兩個版本，甲本此字作A，乙本此字作B。A之與B不同，可能是同一字的異體，也可能是另一字。用法相同的字，未必便算是同一字。但可見唐代以前，這「」符號，已經流行使用了。

今天見到的唐代虞世南書《汝南公主墓誌》草稿中，即把暫時不確知的年月寫成「年月」以待填補。這卷草稿雖是後人鉤摹的，但保存著原來的樣式。

又有寫作「乙」符號的，有人認為即是「某乙」的簡寫，其實只是「」號的略繁寫法，如果是「某乙」，那怎麼從來沒見有將「某甲」寫作「甲」的呢？代稱字用符號「」，問題並不大，而「某」字卻在後世發生了一些糾葛。

《 論語》中「某在斯、某在斯」，是第一人對第二人稱第三人的說法。古籍中凡第一身自稱作「某」的，都是旁人記述這個人的話。因為古代人常自稱已名，沒有自用「某」字自作代稱的。我們從古代人的書札或撰寫的碑銘墓誌的拓本中，都隨處可以見到。例如蘇軾自己稱「軾」，朱熹自己稱「熹」。

古代子孫口頭、筆下都要避上輩的諱，雖有「臨文不諱」的說法見於禮經明文，但後世習俗，越避越廣，編上輩文集的人，常常把上輩自己書名處，也用「某」字代替。我們如拿文集的書本和其中同一文的碑銘石刻或書札墨跡比觀，即不難看到改字的證據。

不知什麼時候開始，有人自己稱「某」。我們有時聽到倆人談話，當自指本人時，常說：「我張某人」、「我李某人」，他們確實不是要自諱其名，而是習而不察，成為慣例。

清代詩人王士禛，總不能算不學了吧？但他給林佶有幾封書札，是林氏為他寫《漁洋精華錄》時，商量書寫格式的，有一札囑咐林氏在一處添上他的名字，原札這樣寫：「錢牧翁先生見贈古詩，題下添注賤名二字。」此下便寫出他要求添注的寫法是：「古詩一首贈王貽上」一行大字，又在這一行的右下邊注兩個小字「士」。如果只看錄文的書籍，必然要認為是刻書人避雍正的諱，畫上一個圈。誰知即是王士禛自諱其名呢！刑部尚書大官對門生屬吏的派頭，在這小小一圈中已躍然紙上了。所以宋代田登作郡守，新春放燈三日，所出的告示中不許寫「燈」字，去掉「燈」字右半，只寫「放火三日」。與此真可謂無獨有偶。

唐·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草稿

宋代米芾好隨手記錄所見古代法書名畫，記名畫的書，題為《畫史》，記法書的書，題為《書史》。

《書史》之外，還有一部記法書的書，叫作《寶章待訪錄》。這部書早已有刻本。明代末葉一個收藏鑑定家張丑，收到一卷《寶章待訪錄》的墨跡，他相信是米芾的真跡，因而自號「米庵」這卷墨跡的全文，他全抄錄下來，附在他所編著的《清河書畫舫》一書之中。這卷墨跡一直傳到20世紀20年代初期，還在收藏鑑賞家景賢手中。景氏死後，已不知去向。

這卷墨跡，我沒見到過，但從張丑抄錄的文詞看，可以斷定是一件偽作。理由是，其中凡米芾提到自己處，都不作「芾」，而作「某」。

我們今天看到許多米芾的真跡，凡自稱各處，全都作「黻」或「芾」，他記錄所見書畫的零條札記，流傳的有墨跡也有石刻，石刻如《英光堂帖》《群玉堂帖》等等，都沒有自己稱名作「某」字的。可知這卷墨跡必是出自米氏子孫手所抄。北京圖書館藏米芾之孫米憲所輯《寶晉山林集拾遺》宋刻原本，有寫刻米憲自書的序，字體十分肖似他的祖父，比米友仁還像得多，那麼安知不是米憲這樣手筆所抄的?如果出自米憲諸人，也可算「買王得羊」，「不失所望」了。誰知卷尾還有一行，是：「元祐丙寅八月九日米芾元章撰。」這便壞了，姑先不論元祐丙寅年時他署名用「黻」或用「芾」，即從卷中自避其名，而卷尾忽署名與字這點上看，也是自相矛盾的。

現在還留有一線希望，如果這末行名款與卷中全文不是一手所寫，而屬後添，那麼全卷正文或出自米氏子孫所錄，不失為宋人手跡，本無真偽之可言；如果末行名款與正文是一手所寫，那便是照著刻本仿效米芾字體，抄錄而成，可算徹底偽物了。好事的富人收藏偽物，本是合情合理的，但張丑，景賢，一向被認為是有眼力的鑑賞家，也竟自如此上當受騙，豈非咄咄怪事乎？

啟功鑑定為宋畫的范寬款《雪景寒林圖》

又南宋張即之書《汪氏報本庵記》，載在《石渠寶笈》，刻在《墨妙軒帖》，原跡曾經延光室攝影發售，新中國成立後又影印在《遼寧博物館藏法書》中。全卷書法，結體用筆，轉折頓挫，與張氏其他真跡無不相符，但文中遇到撰文者自稱名處，都作「某」。這當然不能是張即之自己撰著的文章了。在1973年以前，張氏一家墓誌還沒發掘出來時，張氏與汪氏有無親戚關係，還不知道，無法從文中所述親戚關係來作考察。看到末尾，署名處作「即之記」三字。記是記載，是撰著文章的用詞，與抄、錄、書、寫的意義不同，那麼難道南宋人已有自稱為「某」像「我張某人」的情況了嗎？這個疑團曾和故友張珩先生談起。張先生一次到遼寧鑑定書畫，回來告訴我，說「即之記」三字是挖嵌在那裡的。可能全卷不止這篇，或者文後還有跋語，作偽者把這三個字從旁處移來，嵌在這裡，便成了張即之撰文自稱為「某」了。究竟文章是誰作的呢？友人徐邦達先生在樓鑰的《攻魏集》中找到了，那麼這個「某」字原來是樓氏子孫代替「鑰」字用的。這一件似真而假，又似假而真的張即之墨跡公案，到此真相才算完全大白了。

還有古畫名款問題。在那十年中「徵集」到的各地文物，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中展出。有一幅宋人畫的雪景山水，山頭密林叢郁，確是范寬畫法拼絹幅，更不是宋以後畫所有的。宋人畫多半無款，這也是文物鑑賞方面的常識。但這幅畫中一棵大樹幹上不知何時何人寫上「臣范寬制」四個字，便成畫蛇添足了。

宋人郭若虛《圖畫見聞志》中說得非常明白，范寬名中正，字中（仲）立。性溫厚，所以當時人稱他為「范寬」。可見寬是他的一個諢號。正如舞台上的包拯，都化裝黑臉，小說中便有「包黑」的諢號。有農村說書人講包拯故事，說到他見皇帝時，自稱「臣包黑見駕」，這事早已傳為笑談。有人問我那張范寬畫是真是假，我回答是真正宋代范派的畫。問者又不滿足於「范派」二字，以為分明有款，怎麼還有籠統講的餘地？我回答是，如不提到款字，只看作品的風格，我倒可以承認它是范寬，如以款字為根據，那便與「臣包黑見駕」同一邏輯了。

所以在攝影印刷技術沒有發達之前，古書畫全憑文字記載，稱為「著錄」。於著名收藏鑑賞家著錄的作品，有時聲價十倍。其實著錄中也不知誤收多少偽作品或冤屈了多少好作品。

例如前邊所談的《寶章待訪錄》，如果看到原件，印證末行款字是否後人妄加，它可能不失為一件宋代米氏後人傳錄之本；《汪氏報本庵記》如果僅憑《石渠寶復》和《墨妙軒帖》，它便成了偽作；宋人雪景山水，如果有詳細著錄像《江村銷夏錄》的體例，也只能錄下「臣范寬制」四個款字，倘若原畫沉埋，那不但成了一樁古畫「冤案」，面且還成了「包黑」之外的又一笑柄。

從這裡得到三條經驗：古代書畫不是一個「真」字或一個「假」字所能概括；「著錄」書也在可憑不可憑之間；古書畫的鑑定，有許多問題是在書畫本身以外的。

原載《文物》198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