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這場拍賣首先就要先交代一下嘉德古籍的四季拍賣緣起。2006年對我來說比較辛苦，年底的時候，我想了一下，先見了楊成凱先生，楊先生是社科院語言所的研究員，師從著名語言學家呂叔湘先生，版本造詣也極深，跟楊先生身邊受益匪淺。
「楊先生，我們庫房裡歷年積壓的拍品太多了，我想搞起四季拍賣，很多東西就能上拍了。」
「我覺得可以！」
同樣的話我也跟藏書家韋力說了，韋先生表示了極大興趣，並承諾幫忙呼籲。
嘉德王總的態度開始有些猶豫，我馬上建議開個可行性研討會，王總同意了。
韋先生的號召力確實強，楊成凱、辛德勇、孟憲鈞、翁連溪、宋平生、艾俊川、曲春海、姜尋、胡同、王洪剛、王雪霞，皆一時之選。
最初，王總打算跟大家見一下，有個開場白，後面就由寇總主持，她就先撤了，沒想到坐下來就不走了，接著是共進晚餐，一直到最後送走大家。
「古籍收藏圈的人真有意思！」
首戰旗開得勝！
過了一段時間，楊先生問我：
「你說的庫房積壓的拍品，讓我先看看？」
「楊先生，實話說吧，庫房沒什麼，每次拍賣都要徵集，實在對不起啦！」
「……哈！」
第一場順利完成之後，公司從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徵集了一批拍品，其中就包括這批古籍，大拍是上不了，我主動承接下來，開始了酣暢淋漓的《來自波士頓美術館中文古籍拍賣專場》的運作。
拿到清單後，我的眉頭蹙起來了。內容上，無甚稀奇，正經正史、筆記小說、詩詞歌賦；版本上，除幾部清初刻本外，多為晚清民國時期，乏善可陳。拍賣講究有說道兒，要不版本稀見，要不名家批校、遞藏，這些都不占，而且，我拿到清單的同時，外面已有流出，甚至有人放話，要看我怎麼寫提要。
我在清點的過程中，看著這批深藏在美術館庫房中的古籍，觸手如新，雖是歷經百年，猶如待字閨中的少女般光潔，我眼前一亮，所有想法即刻湧現出來。
我跟副手彭向陽說：「這批書只標註書名、著者、版本、冊數、尺寸、估價，其他都不寫了。」
「啊？好吧！」
在標註估價時，遇到了問題，大概是美術館也覺得這批書價值不高，所以期望值也不高，285件總報價是40萬，小彭開始按照40萬底價給每部做價，估價低的有些甚至到了幾十塊錢。
「不行，必須調高。」
經過幾次調整，終於把估價確定下來。
姜尋是美院畢業的，也是愛書之人，我請他幫我做了版式設計，既古樸，又有新意。
封面設計有點犯難了，以往都是拿出一部重點推動的做封面，這次沒有。通過多次聯繫，終於發給我們一張美術館內書庫的照片，又找到一張美術館的外觀照片。
我沒去過美國，對波士頓美術館也很陌生，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在封面上標註了三行文字：
• 波士頓被稱為北美的雅典
• 波士頓美術館為世界四大美術館之一
• 擁有10個中國文物陳列室
現在看來未免可笑了。
在送到王總審查的時候，王總搖搖頭，
「不能寫波士頓美術館藏中文古籍拍賣專場，會給外人不好的感覺。」
這個我真沒想太多。
「我看，前面加個來自吧。」
「好的，王總，就叫《來自波士頓美術館中文古籍拍賣專場》。」
公司新成立了市場部，專門負責市場推廣宣傳，圖錄印刷要經過市場部審批。在市場部，我的圖錄被斃掉了。
「你們的圖錄設計不符合公司規定。」孫總監態度堅決，近乎於不屑地把圖錄退給我。我商量了幾次，把我的構思、想法和盤托出，希望能夠理解和通過。但沒有任何鬆動，必須用他們選定的設計師，
「你們這哪叫設計啊，簡直不入流。」
我終於憤怒了，「你告訴我，公司具體有什麼規定？我的設計是不專業，但我能把他們拍出去，你能保證嗎？這樣吧，你能滿足我三個要求，我就放棄我的設計。一、保證一定時間內完成；二、不許要設計費；三、保證100%成交！」
「開玩笑，誰能保證100%成交？」
「我能！」
「那好！批了！」
圖錄終於通過了，下一個問題就是拍賣師了。我找到了負責管理拍賣師的曹經理。
「曹經理，我想讓小蒲一個人拍波士頓這場。」
「不行，285件，近300件了，必須兩個人分著拍，這是公司規定。」又是規定，「我這場情況特殊，必須一氣呵成，中間不能斷，您要不同意，我去找王總。」
王總同意了。
應付了公司的各種規定，外面開始各種消息了。
小賈來簡訊：「李哥，有朋友問波士頓那場整賣120-140萬，能行嗎？」小彭悄悄告訴我，估價已經三百多萬了，「小賈，不可能，圖錄都開始印了，場上拍吧。」
有些拍賣公司多年形成了慣例，在我們拍賣時間前後，也舉行拍賣，這樣也省的客人來回跑，這次跟我們同期的有兩家公司，各地的客人開始陸陸續續來到北京，準備開始一場拍場大戰。
國際飯店的會議中心簡直就是為拍賣公司量身訂做的，在設計之初，據說還真的到嘉德公司諮詢過場地要求，所以拍賣公司一進入會議中心場地，馬上得心應手。
古籍預展現場很快就布置好了，我最後過來檢查一下，每一件拍品都那樣安詳，靜靜地躺在玻璃櫃中，燈光鋪灑下來，在玻璃的折射下，仿佛襯著光暈，更顯純潔高雅。
「全部上鎖，鑰匙給我。」
我拿著鑰匙回酒店房間了。
古籍拍賣圈裡，天津的不知什麼原因，輩兒大！比如孔伯、苗大爺，大家約定俗成都這麼稱呼。關於苗大爺還有些笑話，據說他睡覺時鼾聲如雷，曾把整車廂的人吵的一夜無眠，次日大家紛紛過來參觀究竟何人有此能量。另一次，覺得北京拍賣效果好，就到北京預展招商，拿出圖錄才發現，把「拍賣」寫成了「拉賣」，劉禹勸慰，「也對啊！不是拉到北京賣嗎？」這次也都來了。
孔伯一聽說小蒲做整場拍賣，非常認真地把拍品進行了介紹，並強調要多注意休息。
上海的有些客人就是奔著這批書來的，甚至放棄了嘉德之前別的公司拍賣，志在必得。
一般拍賣預展都是三天，我們一般都是在現場，隨時解決問題和客人的各種要求，這次我一反常態，就在房間裡不出來，每天都會接到各種投訴電話。
「東溟，客人投訴，為什麼把拍品鎖起來不讓看？」
這已經是辦公室孫主任好幾次打電話了，我的回答依舊是:
「拍品沒什麼新鮮的，大家都知道，就是十成品相，想要就拍下來吧。」
我始終堅持著，熬過了三天預展。
2007年9月16日上午九點半，《來自波士頓美術館中文古籍拍賣專場》準時開始了！
整個現場座無虛席，委託席也坐滿了。
小蒲是個興奮型的拍賣師。
「第一件拍品，3501號，起拍價1200元！哪位出價？」
話音剛落，如林般的競價牌舉起，經過數十回合的競價，落槌價16800元！
14倍底價！從此開始了急風暴雨般的拍賣。
直到下午一點二十，這場盛宴方才結束。
285件拍品成交比率100%，總成交630萬元人民幣。
本場拍賣師 蒲洪奇 得了白手套。
這也是迄今為止，所有拍賣師無法超越的紀錄。
下了場子，我走過去，跟小蒲緊緊地擁抱。
回到房間，我長出一口氣，靜靜地什麼也不想。過了一會兒，曹經理打來電話：
「東溟，小蒲下一場拍不了了，嗓子劈了！」
多年以後，中國書店的張曉東一次見面，談起這場拍賣，
「買貴了，我們差不多用了五年時間才消化掉。」
拍賣結束後，按慣例我們要寫一篇通訊稿，我對這批來自域外的中文古籍背後的故事又產生了好奇，隨即寫了一篇《關於》，後附。
李東溟：關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中文古籍
最近有些收藏家和學者又在關注海外中國文物，美國波士頓美術館是一個很好的觀察目的地。2007年嘉德拍賣了波士頓美術館藏中文古籍，這批古籍本身價值外，從另一個角度也可探尋存於「域外」的中文古籍背後所隱含的深意。
根據波士頓美術館提供的背景資料，這批古籍購於上世紀二十年代，購書主要是Kojiro Tomita (1890-1976) 負責的。他1907年到波士頓美術館了當助理，後來便在亞洲大洋洲非洲美術部工作。1962年便退休了。他在美術館工作了55年，是在該館工作時間最長的職員。
查閱相關資料，Kojiro Tomita即富田幸次郎，是岡倉天心的弟子，從十幾歲起便跟從岡倉天心就職于波士頓美術館，完全繼承了岡倉天心的學術衣缽。那麼岡倉天心是何許人也？
岡倉天心(1862～1913)是明治時代最早系統地研究東方藝術(包括中國、印度和日本的藝術)的美學家和文藝評論家。但是，他對東方藝術的研究，帶有強烈的日本帝國主義色彩和傾向，從文化的角度表現了軍國主義思想。他曾到中國作過藝術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寫了《支那遊記》、《支那的美術》、《東洋的理想》、《東洋的覺醒》等與中國有關的著作和作品。
在《支那遊記》中，他得出的最主要的結論就是：「關於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覺是什麼呢？不是別的，而是『在支那沒有支那』。單純說『沒有支那』，聽者也許會嗤笑，換句話說就是，『支那沒有支那的共通性』。」他力圖證明的是，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上，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這就在製造一個不可告人的邏輯：既然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文化上本來就不存在一個統一的中國，那由日本來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東洋的理想》中，極力提倡亞洲的一體化。為日本軍國主義造勢。在中國，除了文獻和廢墟之外，能夠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榮華、宋代社會的典雅的一切標記，都不復存在了。
在之後的日本帝國主義全面侵華戰爭時期，他的「亞細亞是一個」成為被軍國主義當局利用來進行侵略宣傳的一個著名口號，他們甚至把這句話刻在了石碑上。為日本對中國的蹂躪和占領及「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提供了理論，侵華戰爭被說成是把中國從英美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大東亞戰爭」。
岡倉天心的學術研究是在當時的大背景下進行的。
日本曾經有兩次研究中國的「熱潮」，一次為唐朝時期，使日本全面接受漢文化；另一次是在清末民國時期。但是後一次的「中國學」熱，與上一次有著顯著的不同，是與日本政府的長期侵華政策緊密聯繫的。在近代，日本政府相當重視中國學，先後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教育機構，囊括了當時幾乎所有的日本中國學學者，培養了大批善於搜集中國情報的中國通。從十九世紀下半葉開始，日本各地先後成立了「振亞會」（1878）、「興亞會」(1890)、「東邦協會」(1891)、「東亞會」(1897)、「同文會」(1897)等各類社團。1898年，以「東亞會」、「同文會」為主，上述各種亞細亞主義團體聯合成一體，正式組成統一的「東亞同文會」，這是近代日本第一個全國性的為天皇制政體對華政策服務的學術研究結社。二十世紀初期，成立了「東亞同文書院」（1900）、「南滿鐵道株式會社會調查部」（1906）、「滿鐵地理歷史調查部」（1908）、「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1926）等機構。其中，東亞同文書院作為東亞同文會在海外的最大事業，在日本天皇制政體推行「大陸政策」和「大東亞戰略」中起了重要作用，先後培養了大約4600名學生，分別在日本政府機關、偽滿及偽蒙疆機關、中國國內各漢奸部門、新聞及通訊社、銀行金融業、工商業、學校、研究等部門工作。東亞同文書院尤其注重組織學生對中國各地進行廣泛的社會調查，以獲取關於中國的第一手材料。東方文化總委員會下轄北京、上海、東京、京都四個研究所，囊括了當時即或所有的日本中國學者。
日本學者在訪書的過程中，有意無意地都在遵循著他們的學術準則，比如島田翰對日本收藏的中國古籍有深刻的了解，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偏重於經部和子部，尤其是經部比較齊全，子部也多善本，集部是比較少的。日本受西方學術影響，重視對考古學、歷史地理學、古代小說、戲曲類研究，在古籍的搜求中可見端倪。
通過這番抽絲剝繭般的釐清，回過頭來看這批古籍，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地方志、叢書占有那麼重的比例了。
宋元古畫的寶庫——波士頓美術館背後的「黑手」 ！
翁同龢五世孫向波士頓美術館捐贈清代《長江萬里圖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