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文因為夾著假名，想像的空間很大，給人自由的感覺。相比之下，中文畫面全由表意的漢字組成，包括象形和會意，一個又一個漢字都張著嘴巴自我主張，給人的印象好不熱鬧，就像橫濱中華街的大紅大綠商店招牌以及密密麻麻的臘鴨子。總之，叫我覺得非常親切。——日本作家 新井一二三
對中文一聽鍾情
一九八一年，我念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系，作為第二外語選修了漢語。說起來好神奇，我在一年級第一學期的第一堂課上，就對它一見鍾情了。更準確地說是一聽鍾情，因為最初吸引我的是漢語的聲音，尤其是聲調。
在課堂上，老師教我們說：媽、麻、馬、罵。
第一聲「媽」呢，好比是演員培訓班的發聲訓練一樣。在咱們早大大隅禮堂外，不是天天都有穿著運動服的男女一會兒翻跟斗，一會兒發出很大的聲音嗎？就是那個樣子了。同學們，嘴巴大開，吸進空氣，大聲說「あー」。現在，大家一起說說看「媽」。好。
第二聲「麻」呢，是當你吃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發出抗議的聲音時，就會說「えーっ？」對不對？就是用那個調子說「麻」。對了，對了。
至於第三聲「馬」呢，這是你聽到別人講話，佩服不已的時候，會說出來的「へーえ」，就是用那佩服的調子說 「馬」。不錯，不錯。
最後是第四聲，學一下烏鴉即可。它怎麼叫呢？「かー」，對不對？好，現在大家學烏鴉的調子給我說「罵」。好極了。
現在，把四個聲調連起來說說看。「あー、えーっ、へーえ、かー」，「媽、麻、馬、罵」。
作者母校，早稻田大學
我們做學生的都目瞪口呆。哎喲，原來這個世界上，有這麼好玩的語言呢！從小就說有聲調的語言長大的人，也許司空見慣，感覺不到吧。但是，我們日本人從小講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語，說話跟念經沒有區別，結果越說越發困。
以我姓名あらいひふみ（Arai Hifumi）為例。曾經在加拿大的時候，有位老師問過我：在你名字中，重讀音節是哪一個，是HIfumi還是hiFUmi，抑或是HifuMI？我只好老老實實地回答說：沒有，全平，是hifumi。多麼不好意思啊！相比之下，那「媽麻馬罵」要說出來，首先得吸進很多氧氣，然後說話要動的肌肉範圍也特別廣，從氣管底下到口腔里各個地方的肌肉，全要動員起來。連舌頭都一會兒得使勁說「了」，一會兒得捲起來煞有介事地說「人」。
真沒有想到世上竟然有這麼好玩的語言！我覺得，說中文簡直跟唱歌一樣舒服，而且有大腦里分泌出快樂荷爾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覺。
當年，我們剛入門第一年用的中文課本，是以漢語拼音為主，以簡體字為輔。連我們用的《岩波中國語辭典》也像英文辭典一樣，按照羅馬字的順序排列字詞。比如說，要查 「中文」，就查z-h-o-n-g-w-e-n，不外是為了叫日本學生專注漢語普通話的準確發音。
眾所周知，日文也用漢字。日本的小朋友，在小學畢業以前，就要學會一千零六個漢字，在高中畢業之前，則要學好大約兩千個漢字。雖然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國語改革，當代日本漢字的字體，跟中國大陸的簡體字或者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通行的繁體字不完全一樣了，但是稍微花點時間就可以習慣，會看懂。這情形跟歐美大學生得從頭學方塊字，居然是兩回事。日本人讀起中文來，學習漢字的過程基本上可以免除掉。反之，重點在於：如何排除漢字的日本讀音造成的干擾。要是把「中文」兩個字，用日語發音念成 「ちゅうぶん，chuu-bun」，或者把「漢字」兩個字念成「かんじ、kan-ji」，可不行，誰也聽不懂。所以，教日本學生中文，老師的想法是：剛入門的時候趕緊抓好發音，把時間花在漢語拼音的讀寫上；過一年，到了中級階段，再引進中文閱讀都不遲。
我開始學中文的第二年，經過專門看拼音的春夏秋冬，教材上終於出現中文簡體字了。我在課餘時間自己看中文小說，是當年日本的一種教材，翻開看時，左邊印著簡體字原文，右邊印著羅馬字的拼音。那樣子，邊看小說就可以邊學中文普通話的發音。如果遇到生詞，按照拼音去查《岩波中國語辭典》也方便得很。就那樣，二十歲的我看了魯迅的《吶喊》、老舍的《 駱駝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以五四文學為主，中國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經典作品。
魯迅、老舍描寫的世界，是二十世紀初，從清末到民國，用當年的說法就是解放以前的中國社會，跟我生活的一九八年代的日本完全不同。反之，中國近代文學普遍很黑暗，卻有獨特的美，安靜到幾乎是無聲且很深刻。一時我深受吸引，甚至有一次，邊喝咖啡邊看中文小說，忽然發覺自己心跳得特別快，臉都有點發熱了。怎麼回事呢？果然，我看中文小說時的生理反應，跟談戀愛時一模一樣。
可以說，從一聽鍾情開始的戀愛，當時就進入了第二個階段。尤其與張愛玲的作品艷遇以後，我被中文之悽美與華麗深深迷住了。若說五四文學叫我看到了中文理性、男性的一面，張愛玲則叫我看到了它感性、女性的一面。
張愛玲
總之，全部用漢字寫的中文，一看就跟英文、日文很不一樣。英文用的是標音而不表意的羅馬字，結果第一印象平靜得猶如黑白照片，需要讀者在自己的腦子裡用手工把一個又一個標音文字像玻璃球一般串起來，整個畫面才會變成彩色項鍊，從中浮現出各種故事來。至於日文，標音的兩套假名和表意的漢字混合在一起，乍看就像縱橫填字謎，叫人非得匆匆把假名表達的聲音跟漢字表達的內容結合起來確定文意。
有一位大陸編輯說：日文因為夾著假名，給人不確定、曖昧的感覺，叫人不舒服。但是，同一件事情，由一位台灣編輯說來，倒成為：日文因為夾著假名，想像的空間很大，給人自由的感覺。相比之下，中文畫面全由表意的漢字組成，包括象形和會意，一個又一個漢字都張著嘴巴自我主張，給人的印象好不熱鬧，就像橫濱中華街的大紅大綠商店招牌以及密密麻麻的臘鴨子。那感覺也很像香港茶樓里賣的很多種點心，或者說是英國庭園裡盛開的種種花兒，又或者說是在託兒所窗戶邊等著媽媽來接回家的娃娃們。總之，叫我覺得非常親切。
從中文俗語學人生真理
學外語會擴大我們的世界。每套語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一門外語自然就成為通往另一種世界觀的門路。
例如，中文俗語說「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對從小講漢語長大的人來說，該是理所當然的道理吧。可是，對日本人來說，並不如此。在日文里，跟朋友相干的俗語中，最常聽見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類聚」差不多，貶多於褒，印象很消極，猶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當第一次聽到「多一個朋友，多一條路」之際，我覺得非常新鮮，原來，朋友不僅會把我們引上邪路，也會幫我們往外發展。這跟日本人最怕「給人家添麻煩」的心態實在很不同。
又例如，中文俗語「有得必有失」，在日文里也沒有意思相同的說法。這句話反之像英文的「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不能保留蛋糕的同時把它吃掉）。我之所以喜歡它，因為個中的道理有物理學的根據。好比「物極必反」這句話，也叫人聯想到物理學家擺墜子的實驗，合理得顯然沒有反駁的餘地，跟日本俗語常見的精神主義呈現明顯的對比。
自從開始學漢語，我從中文俗語學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漢不吃眼前虧，好馬不吃回頭草」。那是我看老舍原作的話劇《茶館》演出時記住的。一種很合理、很健康的處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卻沒有類似的說法。也許是武士道影響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滅傾向，猶如十九世紀的思想家吉田松陰所言：雖知如此定失敗，情不得已大和魂哉（かくすれば、かくなるものと知りながら、止むに止まれぬ大和魂）。哎！
話劇《茶館》劇照
於是，日本榮格心理學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處方箋》一本書里，要提倡合理性處世方法時，說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該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勸你不要依依不捨地吃著「回頭草」。可惜，還是沒有馬回頭那樣視覺化的效果。「很具體」而「視覺化」是中文俗語的強勢。像「跳進黃河也洗不清」這句話，每次聽到，在我眼前就出現一個人穿著本來白色的一套內衣，不知為何糊裡糊塗地跳進黃河，出來的時候全身呈現黃色的尷尬畫面。
我總覺得中文俗語的世界觀比日文俗語的樂觀、幽默，例如「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我非常喜歡個中的樂觀心態。辭典說，這句話翻成日文便會是「窮則變，變則通」的意思。但是，實際上，出自《易經》的這句話，現代日本人一般都不明白。反之，生活中，更多人用的是美國式的假西班牙語句子「Que Sera Sera」。這是一九五六年的希區柯克電影《擒凶記》的主題曲，歌詞重複地唱「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記得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我已故的姥姥一直將這句話掛在嘴邊。我這次查詢才得知西班牙語的造句有問題，但絕大多數日本人都不知道。總之，意思接近「車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橋頭自然直」就是了。
《擒凶記》劇照
有趣的是，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中國剛開始做生意的一九八二年，就打了廣告說「車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豐田車」。好幽默的一句文案，確信不是日本人想到的。如今上中國網絡搜尋「車到山前必有路」的後句，未料出現的答案竟是「有路必有豐田車」！
說到幽默的俗語，我就喜歡「老王賣瓜自賣自誇」，相當於日文的「手前味噌」（自我吹噓，說自己家做的味噌特別好吃），但是畫面具體得多了，簡直那老王的表情和堆得高高的西瓜都想像得出來。
聽起來不大文雅的俗話，表達出來的人生哲理，有時會給人活下去的勇氣，例如「好死不如賴活著」。這麼說，活下去不再需要什麼正當的理由了，多麼好。
我以往事業不如意的時候，常告訴自己李白說的一句話，「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點名氣卻馬上成為眾矢之的的時候，只好說著「人怕出名豬怕肥」來安慰自己。有這一句話比沒有強不知多少。當家人親戚帶來麻煩的事情，則在嘴裡喃喃自語「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會覺得自己並不孤獨。是的，只要能感覺到自己不孤獨，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中文俗語和日文俗語的差距，有時來自環境之不同。比如說，中文講的「瘦死的駱駝比馬大」，翻成日文便是「腐っても鯛」（腐敗了還是鯛魚）了。果然是大陸環境和島國環境之不同產生了兩個乍看很不一樣的俗語。想起來都很不可思議，一九八年代初，我去北京留學的時候，郊區黃沙飛揚的馬路上，還偶爾看得到關外農民拉著駱駝進城的畫面，因為駱駝能載的貨物比馬多很多。近距離看了幾次駱駝以後，就自然曉得「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指的是什麼意思。同一條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環路）上，當時也看得到毛驢。近距離看了幾次後，對當地點心「驢打滾」的取名要 「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蓋）。這句話說得太奇怪了，因為打了膝蓋，手肯定會疼！
煙火、年糕與月琴
有一天，老公從外面回來，好興奮地告訴我：「今天聽說，長崎人掃墓時是放煙火的！」「真的嗎？」我聽了目瞪口呆，因為從來沒聽說過日本有這樣的習俗。我們在東京每年幾次為祖先掃墓的時候，要帶的只有一桶水、一把花兒、幾把線香，如此而已。至多有人帶死者生前喜歡的香煙、食物等。但是，煙火？從來沒聽說過。老公看到我驚訝的表情，進一步補充說：「煙火也不是用手拿的『線香花火』（紙捻花），而是往天空放射的『火箭花火』呢。」啊，原來如此！
長崎不愧為江戶時代日本僅有的四個對外開放港口之一，歷來有中國大陸、中國台灣、東南亞等地的華人貿易船到來。據說，在江戶初期即公元十七世紀初的長崎，總人口六萬中，華人人口多達一萬。他們要麼出身於「三江」（浙江、江蘇、江西），或者出身於福建，把華南文化傳到日本來了。所以，如今全日本只有長崎人掃墓放煙火，肯定是華夏文化的影響所致。
長崎新地中華街
其實，我在侯孝賢早期的作品《冬冬的假期》里就看過，苗栗銅鑼人過中元普渡，除了家家擺桌以外，還會不停地放鞭炮和煙火。想起那畫面來，長崎的習俗也似乎順理成章，沒什麼好奇怪的了。不過，對大多數日本人來說，掃墓該是安靜、沉重的場合。相反地，說到煙火尤其「火箭花火」，不外是夏天穿上「浴衣」（棉布和服）跟朋友一起赴「花火大會」湊熱鬧看到的東西。一靜一鬧，在腦子裡怎麼也配合不上來。但實際上，全日本最有名的「隅田川花火大會」就是從江戶時代為安慰流行病死者的靈魂開始的，只是如今的日本人忘記其來歷罷了。
《冬冬的假期》劇照
日本的傳統文化，很多都來自中國。早期有從日本去中國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期有去宋朝取經的和尚們，然後有江戶時代長崎迎接的眾多唐船，都運輸了物品和文化。所以，日本的傳統節日，如元旦、「豆撒」（立春前晚撒豆驅邪）、端午節、七夕、盂蘭盆節、中秋賞月等，沒有一個不是來自中國。
每年到了九月，日本的傳播媒體一定告知國民哪一天可以看到一年裡最美的望月。秋天空氣清澄，只要該晚天晴，月亮就顯得額外清楚了。電視播音員也絕不忘記告訴大家：月亮上搗年糕的兔子，今晚可看得清清楚楚啦。沒錯，在日本，中秋明月上的兔子不是搗藥而是搗年糕的。這是因為，中秋賞月的習慣從中國傳到日本來了，月亮上的兔子形象也傳到日本來了，但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則丟在東海上空。結果，凝視著在月亮上使勁揮杵的兔子形象，古代日本人共同下的結論就是：中秋望月上的兔子在搗年糕。
究竟為什麼搗年糕，從來都沒有解釋。反正，中秋賞月嘛，要找來芒草插在瓮里，然後把糰子和蒸芋頭疊成金字塔形狀，就準備好了。
日本過中秋：插花、月見糰子、燈籠、圓月
在日本明治大學給學生們看電影《海角七號》，總有人問我：「茂伯彈的那樂器叫什麼？」果然，二十一世紀初的日本年輕人對月琴完全沒有印象。於是，我給他們講：那是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四弦樂器阮咸，到了中國台灣後變成了二弦月琴；尤其在屏東恆春地區流行，如今恆春鎮有「月琴之鄉」的別名；最有名的曲子是當地的盲人琴手陳達一九六年代灌唱片的《思想起》；他有原住民祖母，所演奏的曲子裡也有「平埔調」等受了原住民文化影響的作品云云。
《海角七號》中的茂伯
年輕學子們不知道，但其實十八、十九世紀，在德川幕府統治下的日本，月琴曾風靡一時，乃坐「唐船」到長崎來做貿易的「唐人」們，逗留期間給「丸山藝伎」傳授的「明清樂」傳播到日本各地去的。
原來，江戶時代的日本社會，「士農工商」的階級區別劃分得很嚴厲：武士階級碰不得屬於庶民的三弦，反過來庶民碰不得專屬和尚的尺八等。相比之下，從國外傳來的「明清樂」超乎階級和性別的劃分，其重要樂器月琴又較容易學會，總的來說自由得很，猶如一九六年代發自美國而風靡一時的民樂。於是《茉莉花》《九連環》《算命曲》《四季》《紗窗外》等俗曲，當時許多日本人都彈著月琴用原版中文歌唱，有音樂史家認為成了如今日本很流行的「演歌」的源流。
月琴在日本的流行延續到明治時代。當時的學生、文人，要麼自己一個人或者跟朋友們一起彈著月琴唱「清樂」歌曲，簡直像二十世紀的大學生、社會青年們紛紛拿著吉他唱美國民謠、披頭士歌曲一般常見、普遍。
一百多年後，來自中國的「女子十二樂坊」有一段時間在日本很受歡迎，首張專輯Beautiful Energy賣了將近兩百萬張。以流行音樂形式演奏中國音樂的美麗女子們，主要是拉二胡，彈琵琶，彈古箏，打揚琴，吹笛子。雖然資料上有彈中阮的臧曉鵬，她作為「女子十二樂坊」成員活動的時間似乎不長，很快就回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去，繼續走古典演奏家之路了。中阮屬於阮鹹類，起碼形象上跟月琴有所相似。可惜，日本人重新發現圓月形樂器的機會錯過了。
女子十二樂坊
所以，看著《海角七號》，日本學子們覺得茂伯彈的那個樂器真有點特別。他們到了台灣，有機會看到月琴嗎？
作者：新井一二三，日本女作家。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山大學留學，進修現代漢語。定居東京，專職中文寫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