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如果說范仲淹的「立德」是創辦義莊，「立功」是疏浚五河的話，那麼其最為後人所知的「立言」，大概就是《岳陽樓記》了。
這篇文章，文辭優美，意境高邁，讀之朗朗上口，鏗鏘有力，思之清澈明快，雄渾壯麗。但有些讀者雖然理解了其政治意義和人生意義，卻總覺得其語氣慨當以慷之下，銜接總嫌突兀，「先憂後樂」之說提出得有點生硬。
而事實究竟如何呢？我們要先了解一下本文隱藏的倫理含義。
滕子京
《岳陽樓記》開宗明義：「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本文寫於慶曆六年（1046）深秋，范仲淹已經五十八歲。他中年時作文，喜歡用古語，比如將「知州」寫為「太守」，引起過另一位大散文家尹洙的批評。而現在依舊積習未改，將滕子京知岳州事稱作「滕子京謫守巴陵郡」。
滕子京，名宗諒，和范仲淹年紀相仿，在後者經略西北邊務的時候，作為地方知州在後勤和行政上配合良好。
但滕子京精明能幹卻不拘小節，常常為達到某一目的而不循常規，不顧制度。比如他駐守慶州的時候，為了同當地豪紳大族搞好關係以合縱連橫對付西夏，動用大量金錢請客送禮，大大超過預算，被監察御史彈劾擅用公款。
此事經歐陽修、范仲淹營救，雖然沒有降罪，但還是貶謫到了岳州。
所以在《岳陽樓記》中，范仲淹認為「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而「政通人和，百廢具興」，這倒不僅僅是人情上的客套，依舊是一種政治上的鳴冤。
范仲淹在當時官場起起落落，雖然三次被貶時人譽為「三光」，即三次光榮的事，但在政敵看來，終究是有可指摘之處，那就是「朋黨」。
就事實來看，范仲淹並不戀棧貪位，也不結黨營私，但他對於摯友故交的大力回護，確實啟人疑竇。但我們必須知道的是，如此呵護只是明面上的鼓勵，而私下則剛直不阿的批評，即使對於最好的朋友，范仲淹仍不吝駁人情面。
岳陽樓
滕子京到岳州後，一旦熟悉地情，就準備重修岳陽樓。當然，他已經吸取了「擅用公款」的教訓，又不忍擾民，因此為籌資想出了一條頗為奇特的實用之策。他下令讓老百姓捐獻出死帳呆帳的借條，讓官府代為催討。
官府出面要帳總是事半功倍，不久就籌得巨款，滕子京特設錢庫一座，鑰匙由自己掌握而不設司庫帳目，隨時取用。一座岳陽樓竣工，還剩下大宗餘款被他落入私囊。
以今天來看，滕子京在新的任所又是非法集資、私設小金庫、貪污公款。只是由於當時法律對此沒有規定，因此朝廷無可奈何。
如此大張旗鼓地宣揚岳陽樓，待同僚來祝賀，他又說，有什麼可祝賀的？我只想憑欄大哭數次。然後又解釋道：「憫己傷志，固君子所不免。」看來他一直在為西北被彈劾之事自怨自艾。
而滕子京此人又沽名釣譽，以他人稱頌而沾沾自喜。他在岳州重修岳陽樓、舉辦府學，並計劃於洞庭湖修建堰虹堤。以此為政績，他央求當世三大文豪范仲淹、尹洙、歐陽修為這三樁成績寫「記」，其好名如此。
范仲淹、尹洙、歐陽修都是他好友，也都是所謂「朋黨」中人，得到他央求當然只能勉為其難鼓吹張目。
其實，府學成績如何，尚不可知；堰虹堤只有計劃而根本沒有修建，圖紙上的籌劃，已經被歐陽修誇獎為「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荊、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確實引起時人非議。
范仲淹在朝政上，是出了名的「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且人格高潔，性格剛毅。但是他又是著名的仁人君子，對於親朋友僚一向呵護備至，如其任蘇州知州就為大哥范仲溫求官。對好友滕子京的優點缺點，范氏了如指掌。
而這位雄才大略又不拘小節的老友，如今既汲汲於名利又在心理上張皇若失，范仲淹一定要寫一篇文章認可他、指導他、激勵他。
憂樂圖
以今人眼光來看《岳陽樓記》，耳熟能詳之下，已經沒什麼新意，即使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句千古名言，也因放之四海而皆準，卻顯得有點大而無當。
但是結合上述歷史事實，再參考范仲淹對於滕子京的友情和理解，在此倫理價值之下重讀這篇僅僅三百六十字的著作，會有不斷的新意領會。
全篇其實就是范仲淹同滕子京的竊竊私語。「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范氏指出，滕子京的基本情緒並非來自地域，而是自己「遷客騷人」的身份。
至於「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還是「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這並不重要，只是一朝過客的情緒化表現而已。
此憂非真憂，此樂非真樂。
也就是說，在范氏眼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滕子京的好名好利或自傷身世，都不值一哂，既不值得表揚，也不值得批評。
如此，才引出「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著名論斷。這句政治號召用在此地，其實是倫理告誡。這是互文句式的論斷，勸告滕子京無論在朝廷要津還是貶謫之所，都要憂國憂民，自身的進退出處並不重要。
所以斂財求名沒有意義，感懷自嘆也沒有意義，「是進亦憂，退亦憂」，士大夫既以天下為己任，心繫國家，哪有為私利私心而憂樂的道理？
這是全篇的文眼，也是通過范仲淹對士大夫精神的理解，而對老友滕子京提出的最為嚴厲的批評。
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這句話之氣魄宏大，要放到當時的政治局面中方能理解。
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故人四散，貶謫各地，比如他自己在鄧州，歐陽修在滁州。而士大夫理當先天下之憂，那麼仕途中的頓挫之痛，也就無足輕重了。
范仲淹這條警句，在對滕子京的循循善誘和嚴厲批評之後，將人生格局又提高一層，進而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呼喚那些同樣鬱郁不得志的同僚，也比張載「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的思想更加剛勁雄渾。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由倫理而政治，由政治而哲學，由哲學而吞吐宇宙的浩然之氣，北宋百年士大夫價值觀的發展，到范仲淹時代，可稱為臻於圓滿。
文章來源: https://images.twgreatdaily.com/zh-sg/p9uTrHIBfGB4SiUwnpAQ.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