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元帝蕭繹《職貢圖》摹本舊存三種：第一種為唐閻立本摹本，名為《王會圖》，存虜等二十四國使者著色畫像，無題記；第二種為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本，名為《梁元帝蕃客入朝圖》，存魯（虜）等三十三國使者白描畫像，亦無題記。均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第三種為北宋熙寧十年（丁巳，1077年）前摹本，原名《唐閻立德職貢圖》，經金維諾先生考證，定為梁元帝《職貢圖》[1]，存滑、波斯、百濟、龜茲、倭、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末十二國使者著色畫像，並題記十三條（倭國殘題記後多宕昌國殘題記）。據《石渠寶笈》記載，該圖原來亦為清宮舊藏，當時尚存二十五國（原文為「二十五段」，一段為一國）[2]。據徐邦達先生研究，該圖是民國十四年（1925）被溥儀攜至長春，1945年偽滿洲國覆滅後才流散民間的[3]。初為南京博物院收藏，20世紀60年代末為中國歷史博物館借展，轉為該館（現名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按：這三種摹本：第一種唐閻立本摹本，金維諾先生談到「偽造」梁元帝《職貢圖》的「假畫」時，曾涉及到該本。第二種南唐顧德謙摹本，榎一雄先生認為不僅「拙劣簡略」，根據也不太明確[4]。惟第三種北宋熙寧十年前摹本，畫風古樸，又有題記，最受學者關注。中國方面除前揭金維諾、徐邦達二先生外，還有岑仲勉、陳連慶、錢伯泉、筆者、余太山、陳繼春、連冕等先生，日本方面除前揭榎一雄先生外，還有西嶋定生、上田正昭、阪元義種、李成市、深津行德、金子修一等先生，韓國方面還有李弘稙、洪思俊、李鎔賢等先生，也都曾從不同角度對該圖進行過專門的探討。這些都是舊聞，且為人所熟知，無須多說。
唐閻立本摹本《王會圖》「中天竺國使」立像
現在有了新聞。這就是不久之前，趙燦鵬君發現並公布的梁元帝《職貢圖》的第四種本子[5]——清末民初人葛嗣浵（1867-1935年）記錄的清張庚（1685-1760年）乾隆四年（1739）摹本《諸番職貢圖卷》[6]。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本子的發現與公布，與我也有一點因緣。這不僅因為我最早提到「清張庚《圖畫精意識》又記曾見白描《職貢圖》」（可惜沒有繼續往下追查）[7]，而且因為我與趙燦鵬君都參加「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工作，我為「西域四夷外國等傳」修訂負責人，趙燦鵬君為《南齊書》《梁書》《陳書》修訂組成員，都對梁元帝《職貢圖》有興趣。2010年3月下旬，我剛對《南齊書》《梁書》《陳書》修訂組提交的《梁書·諸夷傳》樣稿沒有充分利用梁元帝《職貢圖》題記提出批評意見[8]，4月26日，就收到《文史》請我外審的前揭趙燦鵬君的論文。《文史》希望我能明確指出「這篇來稿是否有新意，是否有學術價值」。我於5月10日審畢，給予了很高評價，特別指出：這些新發現的題記資料「不僅對於研究梁元帝《職貢圖》有著重要意義，對於研究《梁書·諸夷傳》及中古時期中國與西域、四夷、外國的交通也有著重要意義」。8月中旬，我參加新疆庫車舉辦的「漢唐文明下的龜茲文化學術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即利用了張庚摹本的新材料，並簡單介紹了趙燦鵬君的新發現[9]。2011年3月，趙燦鵬君的論文正式刊出，4月，就引起了日、韓二國學術界的重視，屬於意料中的事。
關於張庚摹本的詳細情況，前揭趙燦鵬君的論文已有介紹，這裡無須特別重複。葛嗣浵介紹張庚摹本，先總說：「紙本。高九寸三分，長一丈四尺三寸四分。白描法，鉤而不染。一國畫一人，人約六七寸長，每人各載一記，統計一十八種。」然後未對人物圖像進行具體描述，就直接照錄了渴槃陀、武興蕃、高昌、天門蠻、滑、波斯、百濟、龜茲、倭、高句驪、于闐、斯羅（即新羅）、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鄧至、白題十八國的題記。其中，渴槃陀、武興蕃、高昌、天門蠻、高句驪、于闐、斯羅七國題記為北宋摹本所無，滑、倭、宕昌三國題記基本可以補足北宋摹本題記殘闕的部分，其他可據以對北宋摹本文字漫漶處進行辨識者還有不少，稱之為關於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佚文的新發現洵不為過。日本學術界重視張庚摹本，不僅在於該本倭國題記的文字內容，較北宋摹本倭國題記的文字內容完整豐富，還在於該本胡蜜檀國題記載該國向樑上表稱「揚州天子，日出處大國聖主」，較北宋摹本胡蜜丹國題記載表文作「揚州天子，出處大國聖主」完整明確，與「日本」國名起源頗有關係。韓國學術界重視張庚摹本，不僅在於該本又有百濟國題記，可以與北宋摹本百濟國題記進行比較研究[10]，還在於該本新發現高句驪、斯羅二國題記，而斯羅國題記竟稱當時「或屬韓，或屬倭，國王不能自通使聘」，與斯羅國的歷史地位頗有關係。當然，日、韓二國學術界共同感興趣的，還有「東亞世界論」與「冊封體制論」等問題。
如所周知，所謂「東亞世界論」與「冊封體制論」，是日本著名歷史學家西嶋定生先生最早提出來的。他認為：「東亞世界」是以中國文明的發生及發展為基軸而形成的世界。這個世界以中國文化為中心，以漢字文化、儒教、律令制、佛教為要素。這個世界具體包括中國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與西藏高原中間的河西走廊地區的東部諸地域，其國際秩序主要通過中國與這些國家及地域的「冊封體制」維繫[11]。無庸諱言，這是極具影響力的理論。這樣，《職貢圖》也就自然成為了研究「東亞世界論」與「冊封體制論」的重要資料。在張庚摹本發現之前，不少學者利用北宋摹本做了很多推進甚至是突破「東亞世界論」與「冊封體制論」研究的工作。其中，包括西嶋定生先生的門生金子修一先生的工作[12]。在張庚摹本發現之後，結合張庚摹本繼續推進甚至是突破「東亞世界論」與「冊封體制論」的研究，顯然更是一項緊迫的工作。鈴木靖民先生最近在北京大學所作《從梁〈職貢圖〉到歐亞東部世界論》的演講，將「東亞世界」擴展到「歐亞東部世界」，屬於這項工作的一部分，受到學術界的關注[13]。雖然「歐亞東部世界」概念並非鈴木靖民先生首次提出[14]，但結合張庚摹本談「歐亞東部世界」卻是從鈴木靖民先生開始的。而這個「歐亞東部世界」是包括「西域諸國」的。這就引起了我們對梁元帝《職貢圖》與「西域諸國」關係的興趣。
五代南唐顧德謙摹本《梁元帝蕃客入朝圖》「高昌國使」立像
《梁書》卷五四《諸夷傳》分為海南、東夷、西北諸戎三部分。東夷部分依次載有高句驪、百濟、新羅、倭四國，介紹倭國時，提到周邊的侏儒、黑齒、裸、文身、大漢、扶桑六國及扶桑東邊的女國，但與梁有明確朝貢關係的僅有高句驪、百濟、新羅三國[15]。倭國雖然與梁沒有明確的朝貢關係[16]，但《梁書》既稱「高祖即位，進（其王）武號征東大將軍」，推測當時曾獲得過一些關於倭國的信息，恐怕不能排除梁、倭二國間還一直存在斷斷續續的民間交通。這四國屬於「東亞世界」的主體。西北諸戎部分依次載有河南、高昌、滑、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龜茲、于闐、渴盤陁、末、波斯、宕昌、鄧至、武興、芮芮十六國，均為朝貢之國。這十六國雖然並不全都處於傳統的「西域」，但《梁書》既然統稱西北諸戎，西嶋定生先生劃定的「東亞世界」範圍又未涵蓋，這裡姑且都作為「西域諸國」的主體。海南部分依次載有林邑、扶南、盤盤、丹丹、干陁利、狼牙修、婆利、中天竺、師子九國，介紹扶南國時，提到周邊的頓遜、毗騫等國，但與梁有明確朝貢關係的只有前揭林邑、扶南等九國。其中，林邑故地當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轄境部分當今越南南部，也應屬於「東亞世界」的主體。《梁書》談海南部分時稱：「其西與西域諸國接。」同書《武帝紀中》天監三年九月條又載有北天竺。中天竺和北天竺與中國交通，傳統是走陸路絲綢之路。推測中天竺和北天竺實際也應屬於「西域諸國」的一部分。
如前所說：北宋摹本存滑、波斯、百濟、龜茲、倭、宕昌、狼牙修、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末十三國題記，其中滑、波斯、龜茲、宕昌、鄧至、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白題、末十國屬於「西域諸國」；張庚摹本存渴槃陀、武興蕃、高昌、天門蠻、滑、波斯、百濟、龜茲、倭、高句驪、于闐、斯羅、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鄧至、白題十八國題記，其中渴槃陀、武興蕃、高昌、滑、波斯、龜茲、于闐、周古柯、呵跋檀、胡蜜檀、宕昌、鄧至、白題十三國屬於「西域諸國」。兩種摹本，現存國家中，都是「西域諸國」占絕大多數。這是巧合？還是另有原因？這裡無須回答。我以為至少有三點值得注意：
第一點，《梁書·諸夷傳》的材料主要來自梁元帝《職貢圖》。金維諾先生最早僅說：「（職貢）圖上的文字記載和《梁書·諸夷傳》所記大體相同。」岑仲勉先生始明確指出《梁書·諸夷傳》「可以確定它的一部分是據梁元帝《職貢圖》而寫成的」[17]。榎一雄先生認為：梁元帝《職貢圖》雖然利用了裴子野《方國使圖》，但《梁書·諸夷傳》大體上根據的卻是梁元帝《職貢圖》[18]。這就是說，對於《梁書·諸夷傳》的材料來自梁元帝《職貢圖》，學者是有一定共識的。錢伯泉先生曾將北宋摹本題記與《梁書·諸夷傳》文字進行仔細比較，認為：「可知《梁書·諸夷傳》是根據《職貢圖》的題記刪削而成的，因此，《職貢圖》題記保存著許多《梁書·諸夷傳》所沒有的史實。」[19]這一點非常重要。而通過將張庚摹本題記與北宋摹本題記進行仔細比較，可以發現，現存梁元帝《職貢圖》的題記也是經過剪裁的。譬如張庚摹本滑國題記只有170餘字，北宋摹本滑國題記完整應有370餘字，後者比前者竟多出200餘字[20]。這種剪裁，推測應出於摹者之手。因為摹者一般僅重視圖畫，不太重視文字。如前揭唐閻立本《王會圖》和五代南唐顧德謙《梁元帝蕃客入朝圖》，均將題記全部刪去。而保留題記者，也會根據不同情況，對題記進行剪裁。即使是北宋摹本滑國題記，保存文字較多，恐怕也是經過剪裁了的。因此，我認為，《梁書·諸夷傳》的材料主要來自梁元帝《職貢圖》題記。此說如果能夠成立，則可以進一步推測，《梁書·諸夷傳》對周邊世界的劃分，特別是對西北諸戎的歸類，並非出於姚察、姚思廉父子，而是出於梁元帝及其《職貢圖》的本意。
北宋摹本《唐閻立德職貢圖》「波斯國使」立像與題記
第二點，《梁書·諸夷傳》西北諸戎的歸類與他們向梁朝貢均須經過荊州有關。同書《裴子野傳》的記載可謂人所共知：
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於海表，凡二十國[21]。
可知當時白題、滑國遣使是由「岷山道」入貢的。這裡所謂「岷山道」，具體指青海路東段沿岷江而下進入益州之道。我曾綜合前賢成果，對青海路進行過較為詳細的研究。我們知道：青海路即漢魏時期的羌中路或西羌路、東晉南北朝時期的河南路或吐谷渾路。這是一條當河西走廊交通受阻時由西域通中國（中原）的要道。東晉南朝時期，西域諸國遣使到建康，大致都是走這條道路。具體路線是：鄯善阿爾金山的噶斯口芒崖白蘭積石山河源龍涸（松潘）茂汶沿岷江而下（岷山道）益州荊州建康[22]。當時，即使如高昌國，由於種種原因，遣使到建康，沒有走由鄯善入青海的道路，走的還是河西走廊故道，但中途仍是繞經宕昌進入益州，然後由益州經荊州到建康的[23]。可見當時西北諸戎向梁朝貢確實均須經過荊州。這樣，西北諸戎對於曾經兩次出任荊州刺史的梁元帝來說，自應具有不同尋常的地位。
第三點，《職貢圖》中的西域諸國（即《梁書·諸夷傳》「西北諸戎」）使者大多都應受到過梁元帝的親自接待。我們知道：梁元帝曾經兩次出任荊州刺史：第一次從普通七年（526）十月到大同五年（539）七月；第二次從太清元年（547）正月到承聖元年（552）十一月即位稱帝為止。其間，梁元帝曾先回到都城建康，任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大同六年（540）十二月再出任江州刺史，直到第二次出任荊州刺史。梁元帝《職貢圖序》透露創作該圖與紀念其父梁武帝「君臨天下之四十載」（502-541年）有關。因而一般認為，《職貢圖》是梁元帝第一次出任荊州刺史時草創的，大同六年（540）或七年（541）前完成的。我的看法與此不同。我曾據《歷代名畫記》說梁元帝「任荊州刺史日，畫《蕃客入朝圖》，（武）帝極稱善；又畫《職貢圖》並《序》」；該圖《梁書》《南史》及梁元帝自撰《金樓子》均作《貢職圖》；以及《梁書》《南史》均記西域渴盤陁國中大同元年（546）八月甲午始遣使獻方物[24]，認為梁元帝《職貢圖》有三個不同階段圖：第一個階段圖名為《蕃客入朝圖》，系第一次任荊州刺史時創作；第二個階段圖名為《職貢圖》，系大同六年（540）任京官時增補；第三個階段圖名為《貢職圖》，系即位後的承聖三年（554）春最終完成[25]。梁元帝《職貢圖序》也說：「臣以不佞，推轂上游，夷歌成章，胡人遙集，款開蹶角，沿泝荊門，瞻其容貌，訴（訊）其風俗；如有來朝京輦，不涉漢南，別加訪采，以廣聞見。」[26]很清楚，凡經過「上游」亦即荊州的外國使者，梁元帝都會親自接待，以便「瞻其容貌，訊其風俗」；只有未經「漢南」亦即荊州的外國使者，梁元帝才會「別加訪采，以廣聞見」。西域諸國使者自然都應屬於前者[27]。
注意到這三點，再看前揭梁元帝《職貢圖序》談外國使者入貢：
自塞以西，萬八千里，路之峽者，尺有六寸。高山尋雲，深谷絕景。雪無冬夏，與白雲而共色；冰無早晚，與素石而俱貞。逾空桑而歷昆吾，度青丘而跨丹穴。炎風弱水，不革其心；身熱頭痛，不改其節。故以明珠翠羽之珍，細而弗有；龍文汗血之驥，卻而不乘。
還有前揭《石渠寶笈》引梁元帝《職貢圖贊》談外國使者入貢：
不耐之城，不灰之木；魚文騕裊，蒲桃苜蓿。扶拔（下缺六字）；承我乾行，戒示景福。此（北）通玄[兔，南漸朱鳶；交河悠遠，合浦回邅]（此十三字原缺，據前揭《藝文類聚》卷七四補）。並（茲？）海無際，陰山接天；遐哉鳥穴，永矣雞田[28]。
就會發現，其中提到西域諸國地名、景物之多，海南諸國和東夷諸國加起來也遠遠不及。顯然，這都是因為西域諸國向梁朝貢均經過荊州，梁元帝不僅親自接待過這些國家的使者，還親自「瞻其容貌，訊其風俗」，獲得的是第一手的材料的緣故。這與「別加訪采，以廣聞見」，獲得的是第二手的材料，感覺自然大不相同。因此，梁元帝《職貢圖》的西域諸國，以及據此而成的《梁書·諸夷傳》的「西北諸戎」，其材料的真實性，應較海南諸國和東夷諸國更為可靠。這是我們研究梁元帝《職貢圖》及《梁書·諸夷傳》應該注意的。
著名歷史學家吳於廑先生曾經認為：古代世界各國編撰的史書，實際都是世界史。他以司馬遷的《史記》為例，說：
司馬遷的《史記》，從其記述的範圍來講，也可以說是他當時所知道的世界的歷史。司馬遷不用「世界」這個名詞，他用「天下」這個名詞。《太史公自序》和《報任少卿書》兩次說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這就是說，要把「天下」這樣範圍之內的史料都收集起來，用以寫成他的《史記》。他把他所知道的世界叫作「天下」。這個「天下」除了當時秦漢之際我國疆域所及的地區以外，東邊包括朝鮮，西邊包括大宛、大夏，以及安息、條支，即今中亞、伊朗、敘利亞一帶。司馬遷把所有這些地區總稱之為「天下」。這是個小天下，一個不大的世界。他發憤著作的《史記》就是包容這樣一個不大的世界的世界史。在這部世界史里，也是有主體或中心，有附從或外圍。中心就是司馬遷為之效命的漢天子統治的中國，外圍就是司馬遷認為應當接受中國教化的蠻夷[29]。
這個觀點從總體上看，無疑是非常正確的。需要說明的是，「天下」並非司馬遷新創的觀念，而是儒家的傳統觀念[30]。這個觀念可以說貫穿中國史的始終。因此，中國所謂的「二十四史」「二十五史」甚至「二十六史」，都應該是世界史，其中之一的《梁書》當然也不能例外。但具體情況還須具體分析。
《梁書》作為一部世界史，其主體或中心自然應是梁天子統治的中國南方半壁江山，其附從或外圍主要就是《諸夷傳》中的海南、東夷、西北諸戎。但如果僅有這點內容，這個世界史顯然是不完整的。因為中國北方半壁江山完全沒有涉及。取代梁朝的陳朝統治時間更短，疆域更為狹窄，《陳書》連《諸夷傳》也沒有，可以不論。此前同樣僅統治中國南方半壁江山的王朝的正史：《晉書》除了《四夷傳》《張軌傳》《涼武昭王李玄盛傳》，還有《載記》三十卷；《宋書》除了《夷蠻傳》《氐胡傳》《鮮卑吐谷渾傳》，還有《索虜芮芮盤盤趙昌粟特傳》；《南齊書》除了《蠻東南夷傳》《芮芮虜河南氐羌傳》，還有《魏虜傳》。都沒有忽略中國北方半壁江山。因此，《梁書》的世界史的內容是有缺漏的。比較而言，梁元帝《職貢圖》對中國北方半壁江山卻沒有缺漏。我曾指出：《職貢圖》所收三十五國，第一為東魏（原誤作「魯」，實際應作「虜」），第二為西魏（原誤作「丙丙」，實際應作「西虜」）。然則，既然如前所說，《梁書·諸夷傳》的材料主要來自《職貢圖》，那麼，為什麼其中沒有東、西魏呢？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將《職貢圖》分為三個不同階段圖的另一個原因。我們知道：中大通六年（534），北魏才分裂為東、西魏。東魏是大同二年（536）十二月與梁議和。西魏是簡文帝大寶元年（550）二月應時為荊州刺史的梁元帝的要求接受梁的求和。東、西魏自始至終均無向梁朝貢之事。因此，從時間上看，梁元帝的第一個階段圖《蕃客入朝圖》不可能收錄東、西魏，第二個階段圖《職貢圖》只可能增收東魏，第三個階段圖《貢職圖》為洗刷個人前恥才可能增收西魏。《梁書·諸夷傳》的材料，應主要來自第二個階段圖《職貢圖》，但刪除了東魏。而從收錄了東、西魏來看，第三個階段圖《貢職圖》才是真正具有世界史意義的《職貢圖》。
梁元帝《職貢圖》從世界史的角度評判，至少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第一個方面的意義是，它反映了作為當時世界主體或中心的梁朝，對作為附從或外圍的各國的分野及秩序的看法；第二個方面的意義是，它同時也反映了作為附從或外圍的各國，對作為當時世界主體或中心的梁朝的文化及地望的看法。
關於第一個方面的意義，學者討論較多。但基本都忽略了統治中國北方半壁江山的東魏和西魏。如前所說，《職貢圖》所收三十五國，第一為東魏，第二為西魏，無論該二國是否曾經向梁朝貢，梁都將該二國作為附從或周邊的最重要的政治勢力，應該是無庸置疑的。至於臨江蠻、天門蠻、建平蠻（蜑），均屬荊州蠻，齊、梁以來已逐漸歸化，所以收入《職貢圖》，只是因為梁元帝曾兩次出任荊州刺史，可以顯示自己管制有方。其餘諸國，《梁書·諸夷傳》分為海南、東夷、西北諸戎三部分，既有地緣政治的考慮，也有地域交通的考慮。海南、東夷的歸類主要屬於地緣政治的考慮，西北諸戎的歸類兼有地緣政治和地域交通兩方面的考慮。張庚摹本新增了高句驪、斯羅（新羅）二國題記，提供了沒有殘闕的倭國題記，對於東夷諸國地緣政治的研究十分重要。張庚摹本又新增了渴槃陀、武興蕃、高昌、于闐四國題記，提供了沒有殘闕的滑、宕昌二國題記，對於西北諸戎地緣政治和地域交通的研究也十分重要。至於梁元帝《職貢圖》題記及《梁書·諸夷傳》中經常出現的「大國」「小國」「旁國」等稱謂，雖然一直受到學者關注，甚至視之為一種與梁對等的國際新秩序，但我以為，站在梁的立場，恐怕只會承認惟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大國」，其他的「大國」「小國」「旁國」都不過是一些相對而言的地緣政治和地域交通的概念而已。
關於第二個方面的意義，學者討論也不少。除了附從或周邊的各國視梁為當時世界惟一大國與佛教聖國以及梁天子為佛教聖主外，最為引起關注的就是梁朝的地望。北宋摹本胡蜜丹題記載其國使隨滑使來朝，上表抬頭稱：「揚州天子，出處大國聖主。」榎一雄先生認為其中有脫字，果斷在「出處」前補一「日」字，並引宋雲《行記》載西域烏場國王問宋雲「卿是日出人也」為證[31]。而張庚摹本正作「日出處大國聖主」，證明榎一雄先生確有先見之明。據記載，宋雲到達烏場國是在北魏神龜二年（519）十二月。《魏書·波斯傳》稱：「神龜（518-519年）中，其國遣使上書貢物，云：『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32]《北史·波斯傳》載同[33]。時間較宋雲略早。西域波斯、烏場、胡蜜丹等國均稱中國為「日出處」大國，反映了西域諸國對中國地望的看法。這種看法後世一直沿襲。如《宋史·于闐傳》載元豐四年（1081）其王遣部領阿辛上表，抬頭稱：「于闐國僂羅有福力量知文法黑汗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34]可見「日出處」是與「東方」相聯繫的。而「東方」又是與「中國」相聯繫的。《史記·天官書》云：「五星分天之中，積於東方，中國利。」[35]1995年10月新疆尼雅出土漢晉之際織錦護膊，上面織有「五星出東方利中國」八個隸字，也為人所熟知。北宋摹本和張庚摹本的呵跋檀題記均載其國使上表稱梁為「東方大地」，意思與「東方中國」大致相同。尼雅、呵跋檀均屬西域。因此，稱中國為「東方」，也反映了西域諸國對中國地望的看法。
清張庚摹本《諸番職貢圖卷》「龜茲國」題記
梁元帝《職貢圖》的價值與意義是多方面的。葛兆光先生曾從古代中國世界地圖的角度探討過《職貢圖》的價值與意義。但他認為：
通過這種圖像，人們還是不能得到一種世界的圖像，不僅因為其資源來自於向中國朝貢的邦國，更皴染和加深著中國作為天下中心的觀念，而且其交流主要局限在物質的層面，刺激的是一種商業和貿易的需要，也許它給予古代中國人的異國印象，主要是「明珠翠羽之珍」「龍文汗血之驥」[36]。
卻是十分片面的。因為我們從《職貢圖》中獲得的各種珍貴信息，遠遠超過了他所說的「明珠翠羽之珍」「龍文汗血之驥」。葛兆光先生還從古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探討過《職貢圖》的價值與意義。但他認為：
《職貢圖》《王會圖》或《朝貢圖》，就把異國人物不僅畫得「非我族類」，而且多少有些變形，正是在這樣的變形中，表現著天朝大國的自我意識。……在很長時間內……它都充當著關於「異域的想像」。……在這種想像的圖像中，中國以惟一文明大國的眼光俯瞰四夷，半是鄙夷，半是哀愍[37]。
也是可以商榷的。因為：（一）中國古代的人物畫，將人物畫得有點「變形」，正確說是有點誇張，那是文人畫，又稱士夫畫。這種畫一般認為始於唐代王維，成於宋代蘇軾。在此之前，中國沒有這種畫風。（二）梁元帝《職貢圖》中的人物均屬寫實。這是大家公認的。韓昇先生認為梁元帝《職貢圖》「所畫（倭使）形象，與《三國志》所載倭人服飾基本一致」[38]。連冕君也認為梁元帝《職貢圖》所繪外國使者「冠服」，特別是西域諸國使者「冠服」，與《梁書·諸夷傳》的記敘完全相符[39]。均可證明。（三）梁元帝《職貢圖》之後的歷代《職貢圖》，大致均屬宮廷繪畫，並非文人畫和士夫畫（當然也不排除宮廷之外的文人和士大夫創作《職貢圖》），因而大多也都是寫實的。譬如清乾隆時大學士傅恆奉諭主持編修的《皇清職貢圖》九卷，人物都是工筆白描，並無任何誇張「變形」。《職貢圖》的價值與意義就在於寫實。如果不是寫實，那就成為了藝術創作，只有藝術的價值與意義，沒有歷史的價值與意義了。這是研究《職貢圖》需要注意的。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吐魯番出土文書再整理與研究」（批准號：17ZDA183）系列成果之一，得到國家社科基金專項資助
[1]金維諾論文：原名《「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讀畫札記》，載《文物》1960年第7期，14-17頁，定名《〈職貢圖〉的時代與作者》，收入《中國美術史論集》上卷，哈爾濱：黑龍江美術出版社，2004年，114-118頁。按：一說最早考證為梁元帝《職貢圖》的人是資深美術史家王遜先生。薄松年先生回憶：「1956年他（指王遜）帶我們到南方考察，在南京博物館看到《職貢圖卷》，記得該畫卷題名作者是唐代閻立德，當時他就提出此畫的原作年代要早於唐代，因為畫卷上的有些國家在唐代已經不存在了。還和我說這件作品非常值得研究，可以成為一篇學位論文。後來經過他的研究論證確定此圖系梁元帝蕭繹的畫本。」見氏撰：《懷念新中國美術史界拓荒者王遜》，《中華讀書報》2016年1月27日第21版（人物）。
[2] [清]乾隆官修：《石渠寶笈·藝術類一·書畫之屬》卷三二《貯·御書房五·唐閻立德職貢圖一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271頁。
[3]徐邦達：《閻立德、閻立本：職貢圖即王會圖卷》，《古書畫偽訛考辨》上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4年，36-42（文字）、63-69頁（圖版）。
[4][日]榎一雄：《職貢圖の起源》，原載《東方學會創立四十周年記念 東方學論集》，東京：東方學會，1987年，173-193頁，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83-105頁。
[5]趙燦鵬：《南朝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佚文的新發現》，《文史》2011年第1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11-118頁。按：同作者又有新作：《南朝梁元帝〈職貢圖〉題記佚文續拾》，《文史》2011年第4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237-242頁。亦可參閱。
[6]葛嗣浵：《清張庚〈諸番職貢圖卷〉》，《愛日吟廬書畫續錄》卷五，《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總第1088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546-549頁。按：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第27冊、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歷代書畫錄輯刊》第13冊，亦收錄該書，此不具錄。
[7]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說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原載《文物》1992年第2期，75頁，收入《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年，463頁。按：前揭趙燦鵬論文也說我「已注意到《圖畫精意識》中記載的白描《職貢圖》」。
[8]王素：《修訂稿〈梁書·諸夷傳〉審讀意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簡報》第46期，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辦公室編印，2010年4月10日，8-21頁。
[9]王素：《梁元帝〈職貢圖〉「龜茲國使」題記疏證》，原為「漢唐文明下的龜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庫車，2010年8月15日-17日；收入《龜茲學研究》第5輯，烏魯木齊：新疆大學出版社，2012年3月，139-145頁。
[10][韓]李弘稙：《梁職貢圖論考——特히百濟國使臣圖經을中心으로》，原載《高麗大學校六十周年記念論文集 人文科學篇》，1965年，295-325頁，改名《梁職貢圖論考——투히百濟國使臣圖經을中心으로》，收入同作者：《韓國古代史의研究》，漢城：新丘文化社，1971年，385-427頁。
[11][日]西嶋定生：《六-八世紀の東アジア》，《岩波講座·日本歷史·古代》第2卷，東京：岩波書店，1962年，229-278頁；同作者：《東亞世界の形成》，原載《中國古代國家と東亞世界》，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年，收入《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專論》，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88-103頁。另參：《西嶋定生東アジア史論集》第3卷《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體制》，東京：岩波書店，2002年。
[12][日]金子修一：《隋唐の國際秩序と東アジア》，東京：名著刊行會，2001年。又，同作者：《日本から見た東アジア世界と中國から見た東アジア世界》，《白山史學》第39號，2003年，1-21頁；同作者：《〈宋書〉夷蠻傳に關す覺書》，《國學院雜誌》第108編第3號，2007年，1-15頁。另參：馬一虹：《金子修一〈隋唐の國際秩序と東アジア〉》（書評），《唐研究》第7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524-531頁。
[13]鈴木靖民演講題目日文原名為《梁職貢圖から東ユーラシア世界論へ》，北京大學歷史系二院108會議室，2011年9月8日16：00-18：00。按：在演講現場，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員曾對鈴木靖民的報告進行過中肯的評論。又按：該演講後再次整理成文，定名為《東アジア世界史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史——梁の國際關係·國際秩序·國際意識を中心に》，刊於《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6號，2012年3月，143-163頁。文內小標題頗多增改，內容也有所補充，顯得更加精確和內涵豐富，可以與最初演講稿對照閱讀，以見作者思想之變化。最後定名為《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史と東アジア世界史——梁の國際關係・國際秩序・國際意識を中心として》，收入《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2014年，3-44頁。
[14]參閱：[日]廣瀨憲雄：《倭國•日本史と東部ユーラシア——6-13世紀における政治的連關再考》，《歷史學研究》第872號（2010年增刊號），2010年，30-38頁。
[15]參閱前揭王素：《梁元帝〈職貢圖〉新探——兼說滑及高昌國史的幾個問題》一文。按：該文收入作者自編論文集《漢唐歷史與出土文獻》（北京：故宮出版社，2011年）時，由於為手民所誤，竟將侏儒、黑齒、裸、文身、大漢、扶桑六國也闌入朝貢之國中，導致統計數據等也出現錯誤，在此鄭重更正。
[16]參閱：韓昇：《蕭梁與東亞史事三考》，《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2002年第3期，174-182頁。又，葭森健介針對梁元帝《職貢圖》有倭國使圖像，亦稱：「與其說他（梁元帝）所繪的是親自看到的倭使圖像，倒不如認為他是將別人的敘述和閱讀圖書所得印象加以整理而成。」見：[日]葭森健介撰、張宇譯：《東亞世界的形成與中國皇權——以六朝時期為重點》，《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4期，77頁。
[17]岑仲勉：《現存的職貢圖是梁元帝的原本嗎》，原載《中山大學學報》1961年第3期，收入《金石論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476-483頁。
[18] [日]榎一雄：《梁職貢圖について》，原載《東方學》第26輯，1963年，31-46頁，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106-127頁。
[19]錢伯泉：《〈職貢圖〉與南北朝時期的西域》，《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3期，78-86頁。
[20]關於北宋摹本滑國題記，可參：[日]榎一雄：《滑國に關する梁職貢圖の記事について》，原載《東方學》第27輯，1964年，12-32頁，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132-161頁。
[21]《梁書》卷三〇《裴子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443頁。《南史》卷三三《裴松之附曾孫子野傳》記載略同，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866頁。
[22]王素《高昌通中國（中原）的道路：青海路》，《高昌史稿·交通編》，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年，217-241頁。
[23]王素、李方《〈梁四公記〉所載高昌經濟地理資料及其相關問題》，《中國史研究》1984年第4期，131-135頁。
[24]按：張庚摹本新增渴槃陀國題記，作「大同元年（535年），遣使史蕃匿奉表貢獻」，與《梁書》《南史》記載不同。據宋樓鑰《攻愧集》卷七五《跋傅欽甫所藏職貢圖》引渴盤陀國題記亦作「中大同元年」，疑張庚摹本渴槃陀國題記「大同」前脫一「中」字。關於樓鑰《攻愧集》記載《職貢圖》的價値，另參：榎一雄：《梁職貢圖に關する攻愧集の記事について》，原載《オリエント》第11卷第1、2合併號，1968年，31-32頁，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130-131頁。
[25]僅陳繼春認為我的說法「頗可斟酌」。見：《蕭繹〈職貢圖〉的再研究》，《中國美術史論文集——金維諾教授八十華誕暨從教六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153-160頁。
[26]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卷五五《職貢圖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996-997頁。
[27]按：余太山將北宋摹本題記內容與《梁書》相關記載比較，發現種種不相吻合情況，斷定「今存殘卷一十三國使臣圖像題記出諸蕭繹（梁元帝）之手的可能性幾乎沒有」，認為北宋摹本殘存圖像與題記的原底可能是前揭裴子野《方國使圖》。見：《〈梁書•西北諸戎傳〉與〈梁職貢圖〉——兼說今存〈梁職貢圖〉殘卷與裴子野〈方國使圖〉的關係》，原載《燕京學報》新5期，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93-123頁，收入《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26-64頁。但此說不能成立。因為如前所說，無論是《梁書·諸夷傳》，還是北宋摹本題記和張庚摹本題記，都是經過刪削、剪裁了的，很難完全進行比較。譬如前揭《梁書·裴子野傳》記白題及滑國入貢，據前後行文，顯然是同時入貢，時間應為天監十五年（516年）。《梁書·諸夷傳》、北宋摹本題記、張庚摹本題記均記天監十五年滑國曾經入貢，沒有問題；但均記白題入貢僅一次，為普通三年（522年），無法印證，顯然都是經過刪削、剪裁了的緣故。
[28][清]乾隆官修：《石渠寶笈·藝術類一·書畫之屬》卷三二《貯·御書房五·唐閻立德職貢圖一卷》，《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25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1986年，271頁。
[29]吳於廑：《關於編纂世界史的意見》，《武漢大學學報》1978年第5期，34-39、51頁。該文先收入武漢大學歷史系編：《史學論文集》（內部印行本），1978年，1-12頁，後收入同作者：《吳於廑文選》，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13-23頁。
[30]參閱：[日]渡邊信一郎：《「天下」の領域構造——戰國秦漢期を中心に》，《京都府立大學學術報告：人文·社會》第51號，1999年，17-43頁。
[31]前揭[日]榎一雄《滑國に關する梁職貢圖の記事について》，《東方學》第27輯，1964年，25、31頁。按：前揭鈴木靖民演講，已根據不同版本將「日出人」訂正為「日出處人」。
[32]《魏書》卷一二《西域·波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2272頁。
[33]《北史》卷九七《西域·波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3223頁。
[34]《宋書》卷四九《外國六·于闐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4109頁。
[35]《史記》卷二七《天官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328頁。
[36]葛兆光：《「天下」「中國」與「四夷」——作為思想史文獻的古代中國的世界地圖》，《學術集林》第16卷，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44-71頁。
[37]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視野中的圖像》，《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4期，74-83、205頁。
[38]前揭韓昇：《蕭梁與東亞史事三考》，182頁。另參：[日]榎一雄《描かれた倭人の使節——北京博物館藏〈職貢圖卷〉》，《榎一雄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書院，1994年，162-174頁。
[39]連冕：《宋摹梁元帝〈職貢圖〉與中古域外「冠服」》，《裝飾》2008第12期，131-133頁。
後記：本文原是2012年1月21日，我受邀赴日本東京國學院大學參加「梁職貢圖と倭——五·六世紀の東ユーラシア世界」學術會議論文。此次會議的參加者，來自中、日、韓三國，我是中國的唯一代表。會議結束後，本文由菊地大、速水大兩位非常勤講師翻譯為日文，名為《梁職貢圖と西域諸國——新出清張庚模本〈諸番職貢圖卷〉がもたらす問題》，收入鈴木靖民、金子修一兩位先生主編的《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東京勉誠出版株式會社2014年5月出版。此後，由於《梁職貢圖と東部ユーラシア世界》難以購買，還有大陸研究者不少不懂日文等原因，學界同道一直希望我能在大陸刊發中文本。故先在《文物》2020年第2期刊發中文改訂本，此處刊發的則是中文增訂本，以饗同道。
文章來源: https://images.twgreatdaily.com/zh-sg/gveglXIBnkjnB-0znOY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