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聞上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時間，我們的外交部長王毅異常忙碌。如果從巴勒斯坦各派別簽署《北京宣言》開始算起的話，緊接著就是飛到廣州，會見來訪的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再接下來是飛寮國的首都萬象，出席東協的一系列會議，並正式訪問寮國。
那麼除了對寮國的訪問和參加東協的相關會議之外，同時進行的還有一系列的重要會見，包括會見印度外長蘇傑生，會見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會見日本外相等等。用網絡上的常用詞來描述，王外長的工作強度已經不僅僅是996，簡直就已經是007了。
正是因為這種情況，有人說當下中國的外交進入了一個繁忙季。為什麼中國的外交會進入繁忙季？中國外交的繁忙季說明了什麼問題呢？
我在觀察者網上看到了一個訪談，受訪者是國防部國際軍事合作辦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清華大學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員周波先生。在這個訪談當中，周波先生說了一段話，很有意思，也很能說明問題。
他說：為什麼所有的國家都在問中國的態度，因為中國的重要性已經超過了一個砝碼。美蘇冷戰時期，我們可以說中國是砝碼，在美蘇之間半斤八兩的情況下，中國站在哪邊對他們很重要。如今中國某種程度上已經成了一個仲裁者，或者說最有力的斡旋者，這樣一個角色。最近巴勒斯坦14個派別在中國的斡旋下，達成《北京宣言》，就是最好的例子。
這段話說出了一個最本質的東西，中國已經從一個砝碼變成了仲裁者或者斡旋者。那麼仲裁者、斡旋者又是一個什麼樣的角色呢？我們老輩人在做重要的買賣或者生意，簽下契約或者合同的時候，有一個角色叫做中人或者叫保人。中人和保人是要擔保買賣雙方不至於毀約，保證雙方簽下的契約能夠正常地執行。而所謂仲裁者和斡旋者和我們老一輩的中人、保人有著異曲同工之妙。
如果能對世界重大事務達成的協議承擔擔保責任，那麼你必須有一定的分量，否則你的擔保就不會被別人所認可。因此斡旋者和仲裁者不是你想當你就能當，而是別人要找你來當。就像對烏克蘭危機來說，土耳其一直想當仲裁者或者斡旋者，匈牙利也想當這個角色，但是顯然他們不具備擔保的能力。
而接下來，如果俄烏雙方就停火和解決烏克蘭危機達成某種協議的話，那麼這個協議的擔保方一定離不了中國。因為僅僅是美國，僅僅是歐盟，他們能夠擔保的只能擔保其中的一面，而另一面的擔保除了中國，找不出另一個更合適的人選。
除了這種角色的轉換之外，我們還看到許多國家的政要訪問中國，包括我們的外交部長在國外會見一些國家的政要。在其中並不是所有的來訪者或者會見者講的都是好聽的話，就像此前的加拿大外長和當下已經來到中國的義大利首相。他們來訪我們是歡迎的，但是他們來訪講的話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不全是好聽的。
至於說在寮國會見布林肯，會見日本的外相，甚至會見印度的外長，聽到的也不會都是好聽的話。那麼既然這樣，為什麼大家還要找上門來，排著隊地來訪、約見呢？同樣說明的是一個問題，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許多的國家要想解決自己所面臨的問題，就不得不找到中國。中國已經成為不可迴避的一個方面，世界上的重大事務需要你去斡旋、去仲裁、去擔保。
許多國家要想解決問題，必須找到你。那麼你說中國的外交迎來繁忙季，中國的外交部長出現007的工作節奏，是不是就是一個正常的事情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