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神宗主導和支持下，王安石開啟了轟轟烈烈的大變法，從開封到各地，「王安石路線」成功統治整個宋朝十五年——前六年是王安石在前台，神宗在後台，君臣合力；後九年王安石退居金陵，神宗一身而兼二職，大權獨攬，把宰相當成了高級秘書。皇權走向專制，官僚淪為工具。司馬光退歸洛陽，開始了長達十五年的退居生涯。在這期間，司馬光為呂誨寫了一篇墓志銘，以筆為槍，討伐王安石新法，面對司馬光的討伐，王安石又將作何反應？
司馬光去世之後，蘇軾為司馬光作行狀，說他退歸洛陽，「自是絕口不論事」，「事」者，國家事，天下事，事關神宗的朝廷、王安石的政府。是的，他不再給皇帝上疏，也不再給王安石寫信。然而，在某些私人性質的文字里，國家事、天下事還是會忍不住跳出來，讓我們看見司馬光的真心。
這些私人性質的文字，便是墓志銘。墓志銘為死者而作，記錄死者生平，表彰死者德業，同時承載著生者的思想與情感。墓志銘的作者，通常是死者的親人朋友。因此，於作者而言，寫作墓志銘本身就是一場悲傷的告別。熙寧四年一年之中，司馬光竟然不得不接連作了兩篇墓志銘！其中，《呂誨墓志銘》則簡直就是一篇檄文，一篇討伐王安石的檄文！
呂誨是誰？最早站出來預言王安石終將誤國，「以之為宰相，天下必受其禍」的人。呂誨彈劾王安石，司馬光曾經阻攔，他覺得應該等一等，看看王安石所作所為的結果再說。呂誨沒有聽他的，憤然上殿，一本奏上，沒彈倒王安石，卻丟了自己的御史中丞之位。如今，斯人已去，王安石把持朝政，各項新法極盡搜刮之能事，排斥異己，使天下異見者萬馬齊喑。
司馬光追思往事，既痛呂誨之雲亡，更痛國家之大勢已去，難掩滿腔憤怒。他以筆為槍，向王安石發難：
當時有個侍從官棄官家居，朝野上下，眾口稱讚，說他是古今少有的大才。天子把他請進宰相府，大家都額手稱慶，以為大宋得人。唯獨一個呂誨不以為然，大家都覺得奇怪。可是過了沒多久，那個剛剛得到大權的人仗著自己的才幹，排斥眾意，一意孤行，討厭傳統，刻意求新，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他提拔自己喜歡的人，卻常常任非其人，天下於是大失所望。呂誨屢次抗爭無效，於是公開奏疏曆數他的過失，斷然預言：「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皇帝派使者來勸解，呂誨的態度卻更為堅決，於是，呂誨被罷免了御史中丞，出知鄧州。
誰都知道，「那個侍從官」指的正是王安石。墓志銘寫出來，要刻到石頭上。而石頭會隨死者下葬，同歸於不朽。呂誨親友當中有個叫劉航的人，書法極好。這篇墓志銘寫出來之前，劉航主動請纓，要往石頭上抄錄，為呂誨盡心。可是拿到銘文之後，劉航卻「遲回不敢書」，畏手畏腳，不敢下筆。劉航怕什麼？他怕自己抄過這樣一篇文字之後，會被貼上反對王安石的標籤，遭到打擊。
而這樣一篇文字，恰恰是性格耿直而有預見性的呂誨想要的。呂誨在病床之上，自覺來日無多，掙扎著起來，寫信給司馬光，請他為自己寫作墓志銘。他的蓋棺定論之作，應當由一個真正懂他的人來寫！司馬光接信之後，即刻趕往呂府，呂誨已經在彌留之際，眼神都渙散了。司馬光俯下身子，喊著他的字問道：「獻可，獻可，還有什麼要囑咐的嗎？」呂誨勉強張開眼睛，看了司馬光一眼，說：「沒了。」司馬光含著淚告別而去，他剛剛出了呂府的大門，就聽到身後悲聲大作—正直的呂誨歿了！
這篇墓志銘，劉航持筆躊躇，不敢書石。誰也沒有想到，劉航的兒子安世卻挺身而出，情願為父親代筆抄錄。在這個二十五歲的年輕人心中，把父親的名字與司馬光、呂誨這兩位正直的大臣聯繫在一起，是一樁可以傳之千古的佳話。他為父代筆，正是要「成吾父之美」！劉安世（1048—1125）從此成為司馬光忠誠的學生和追隨者。
千年之後，有位現代人寫下了這樣的詩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看吧，在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冰川紀過去了，為什麼到處都是冰凌？……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這首詩的作者是呂誨在千年之下的知音。在一個危辱的時代里，呂誨選擇做一名挑戰者，他用墓誌對王安石的路線和作風做了最後的抗爭。而司馬光成全了呂誨，他和呂誨站在一起，對著王安石、對著開封的權威高聲抗議：「我不相信！」
關於呂誨和司馬光最後的告別，還有另外一個版本：呂誨聽到司馬光問「你還有什麼要囑咐的嗎」時，用力睜開眼睛，看著司馬光，說：「天下事尚可為，君實勉之！」南宋的史家李燾和大儒朱熹都選擇相信這個版本，而我選擇了司馬光本人在《呂誨墓志銘》中的記載。但是我也相信，能夠用墓志銘表達抗議的人，一定不會輕易放棄希望。
按照當時的習慣，墓志銘刻石之後、下葬之前，還要製成拓片，在親友中廣為散發，以宣揚死者的美德，展示作者的文筆、抄寫者的書法。呂家世代高官，呂誨的伯祖父呂餘慶是太祖朝的參知政事，祖父呂端（1935—1000）做過太宗、真宗兩朝的宰相，父親是國子博士，呂誨官至御史中丞，在朝中好友眾多。可是劉航卻囑咐呂家千萬不要製作拓片，就讓這碑文深埋地下。萬一拓片流傳，司馬、呂、劉三家只怕都要遭殃！劉航怕得罪王安石，卻有人偏偏想要激怒王安石，挑起事端。有個叫蔡天申的小人，重金收買刻工，拿到拓本，獻寶一般送到了王安石府上。那麼，王安石會做出何種反應呢？
王安石讓人把墓志銘的拓本掛在自家書房的牆上，仔仔細細端詳之後，對身邊人說：「君實之文，西漢之文也。」司馬光的文章相對古樸，跟當時流行的風格不同，蘇軾也同意司馬光文風似西漢。那麼，西漢之文，究竟是誰的風格呢？司馬遷！司馬遷的風格又是什麼？自由表達！再沒有哪個後世的歷史學家能夠像司馬遷那樣直言無隱，自由地表達思想感情了！墓誌的性質接近於史書的傳記，實際上是私家歷史記錄。王安石稱道司馬光的文章是西漢的文章，我斗膽猜測，對於司馬光所列舉的關於呂誨的事實，他並不否認。王安石與司馬光、呂誨，道路雖然不同，卻同樣具有直面事實的勇氣。只不過，他們對事實的解讀不同，在司馬光、呂誨看來，王安石已經走上錯誤的道路；但在王安石看來，那卻是通往正確的一條捷徑！
（本文摘自趙冬梅《大宋之變，1063—1086》）
《大宋之變，1063——1086》
本書以司馬光的後半生為線索，推演英宗、神宗、哲宗三朝政壇風雲，深入濮議之爭、王安石變法、司馬相業等歷史細節，以人物為經，以事件為緯，充分展現韓琦、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文人政治家在歷史大變局中的抗爭與博弈，再現共治時代末期知識分子的榮光與屈辱。以抽絲剝繭的分析推理，典雅流暢的語言，探究大宋之變的錯綜因果和歷史真相，揭示帝國興衰的深層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