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墓誌未必最有研究價值
可能很多人都想像不到，《書法叢刊》和《中國書法》是發布新墓誌的兩個重要渠道。
近年來比較多的新材料大約有三個方面：
首先是新出土的墓誌。隨著國內大量基礎建設的開展，以及無可諱言盜墓活動的猖獗，最近十幾年來我們看到的唐代墓誌的數量已相當於過去兩三百年發現的總和，但至少三分之二以上的新出墓誌都是通過盜墓的手段獲得的。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事情，因為這意味著更多的材料和信息在盜墓的過程中被毀掉了。
最近幾年來一些唐代重要的人物墓誌陸續被發現，比較轟動的就有太子李建成夫婦、武則天之侄武承嗣、著名詩人韋應物、李益、姚合等等，當然還有上官婉兒墓誌。但除了上官婉兒墓誌是考古發現的，其他都是盜掘。這些墓誌為研究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提供了很多新材料。
其次，敦煌吐魯番文獻，一個是敦煌文獻的全面的影印刊布，現在大約除了日本一些私立收藏機構所藏的敦煌卷子，其他各國所收藏的敦煌文書應該都已經刊布了，特別是通過IDP的網站，學者可以很方便地使用。另外在吐魯番還陸續有一些新發現的文書，但很多也是盜掘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榮新江教授組織整理的《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
第三類是域外漢籍，特別是在日本保存的中國佚籍，自清末楊守敬以來，就有很多學者訪求關注，而韓國保存的漢籍也開始受到學者的關注，其中最重要的發現，應該是《十抄詩》和元代的《至正條格》。
由於我個人的研究方向是傳統的政治史，所以對出土墓誌關注的比較多些。
過去學者比較關心的是一些在正史有傳的著名人物的碑誌，但很多時候，越是有名人物的碑誌，反倒提供新史料越少。因為著名人物本身文獻記載已很豐富，而墓誌作為一種比較格式化的文字，反倒提供不了什麼新信息。最典型的例子是武承嗣墓誌，他的墓誌長寬各1.2米，全文三千字左右，由武三思撰寫，是目前所見初唐規格最高、文字最長的墓誌，但是墓誌所記沒有任何超出傳世文獻的內容。
反而是一些正史里沒有記載或記載很少的人物，能提供一些重要的信息。我原來利用安祿山的謀主嚴莊的父親嚴復的墓誌寫過一篇論文。安史之亂是整個唐代歷史的轉折點，但由於歷史是勝利者書寫的，所以我們目前在傳世文獻中基本上看不到傾向安史一方的記載。而墓誌作為當時埋入地下的文獻，更直接地反映了歷史現場的情況，於是我利用嚴復墓誌的記載，討論了安祿山如何利用五星會聚的天象異常作為發動叛亂的政治宣傳。
由於現在墓誌出土的數量很多，而且大都是盜掘所獲，所以發表的情況很不規範，渠道很多，可能很多人都想像不到，《書法叢刊》和《中國書法》是發布新墓誌的兩個重要渠道。因為，北朝隋唐的墓誌很多是出自第一流的書法家之手，而魏碑在書法史上更是被特別看重，因而大量將新出墓誌作為臨摹習字的碑帖來發表。另一方面，一些考古所獲的墓誌掌握在考古文物機構手中，發錶速度相對較慢，學者也不能第一時間看到，所以總體而言，目前要完整地掌握新出土的墓誌材料即使對於專業學者也是很困難的。
考古機構對於所發掘的材料有先發表和研究的權力，這個也算是國際學界的慣例。但中國的問題在於，考古機構承擔了繁重的發掘任務，特別是有大量配合基建的考古工作，所以有時候整理髮表材料的速度很慢，如在西北發現的一些簡牘，甚至過了幾十年還沒有整理刊布，當然這一情況在最近幾年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但墓誌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大量墓誌不是通過科學考古發現的，而是盜掘所得，大量流落在文物市場，而且墓誌本身就可以分原石和拓本兩種形式流傳，渠道非常複雜。學者所能見到的主要是拓本，原石大量流入到私人收藏家手中。
洛陽當地的學者也做一些搶救的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位是趙君平，他大量收集洛陽文物市場上流傳的墓誌拓本，在十年之內先後出版了《邙洛碑誌三百種》、《河洛墓刻拾零》、《秦晉豫新出土墓誌搜佚》三種著作，共七巨冊，光他一個人刊布的墓誌就有二千方左右，其中絕大多數都是唐以前的。其實你只要看看這三本書名就知道，盜墓活動的範圍在最近十年內有更大的擴展。最近所見的很多新墓誌都出土於河北臨漳，就是中古的鄴城及山西一帶，這些都是過去盜墓活動不多的地方。
學者目前處於兩難的境地，這些新出土的材料，有些還很重要，你當然也不可能視而不見，但是你研究了它，揭示了它的價值，某種意義上來說也提升了它在文物市場上的價值和價格，也間接刺激了盜墓的活動。當然，你不去收集它，這些墓誌流入到私人藏家甚至境外的話，可能永遠不為學者所知了。所以我在寫上官婉兒文章的時候特別提過一筆，如果學者只能通過非考古途徑看到新材料的話，那從我個人而言，寧可不要有機會看到這些負載著原罪的新材料，讓它們安靜地留在地下就好了。
被盜掘的墓誌都去了哪裡？
其中相當部分還是被公立收藏機構所收藏，大約有兩個渠道，一個是移交，例如最近西安公安局破獲了一個比較大的盜墓案，繳獲了數百方墓誌，剛剛提到李建成夫婦墓誌也在其中，其中主要的部分已移交給了西安碑林博物館，即將整理出版。
另一個渠道是購買，西安碑林博物館和洛陽的千唐志齋博物館作為國內兩個主要的專業收藏機構，之前也陸續收購過一些。此外，洛陽師範學院前幾年利用地利之便，也從市場上購買過一批墓誌，大部已經公布，並將會《新中國出土墓誌•洛陽師範學院卷》的名義全部刊布。當然，這種收購的方式也有問題，一是法律上的問題，理論上盜掘文物是不能買賣的，二是資金問題，隨著國內收藏熱的興起，墓誌在文物市場上的價格迅速提高，使得依賴國家撥款的收藏機構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充實自己的藏品。
因而這就導致了大量新出墓誌流入私人收藏家之手，這種收藏行為本身屬於法律上的灰色地帶，所以很多私人收藏家不願意公開自己的藏品，而不為人所知，例如晚唐昭義節度使劉悟的墓誌，因為流入私人之手，至今尚未公布。說實話，我個人對於現在的民間收藏熱是持保留的態度，事實上，流傳下來的文物就這麼些，現在這麼多人搞收藏，東西哪裡來，那只有兩條路，一條是造假，另一條就是盜墓，這對中國的古物破壞作用恐怕遠遠大於保護，現在墓誌也有一些偽造翻刻的，給學者的研究平添了許多麻煩。
當然還有一些民營的博物館在做這些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西安的大唐西市博物館，民營博物館體制比較靈活，可以不惜重金大量購入，他們之前收藏的五百方墓誌已整理公布。最近引起學界轟動的，連新聞聯播都報道過的魯尼文、漢文雙語回鶻王子的墓誌，也收藏在他們那裡。這種收藏也具有兩面性，集中在博物館，至少對於學者的研究提供了不少方便，總比流入私人之手，不見天日的好，但另一方面，大規模的收購在客觀上也刺激了盜墓。
過去人盜墓，一般只取金銀器、陶俑等隨葬品，墓誌很多是不取走的，一來是墓誌分量很重，大點的都在一噸以上，沒有現代機械很難搬動，二是墓誌本身不是熱門的收藏品，價格不高。這給學者研究提供了一些方便，因為墓誌是標識墓主人身份的標誌，至少有助於考古學者判斷墓主身份後，對不同等級的墓葬進行類型學研究。但現在的形勢已完全不同，之前提到武承嗣墓誌，我聽說由於其墓誌早被盜出，考古部門迄今還未找到墓地的確切位置，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這應該是整個武周時代最高等級的墓，如果沒有被盜，保存下來的東西恐怕會很驚人。所以根本的辦法要在源頭上加強對盜墓活動的打擊。
回鶻王子的墓誌為什麼很轟動？
中西交通史近百年來一直是國際漢學界研究的熱點，大家輩出，是一門非常國際化的學問。最近幾十年來陸續發現了一些入華的突厥人、回鶻人的墓誌，為研究唐和北方民族的關係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資料。
之前提到過的回鶻王子墓誌，在新聞聯播中放了兩分鐘，以如此規格來報道一方墓誌的發現，恐怕是絕無僅有的事情，這樣重視無疑是和目前新疆的局勢有關，這方墓誌的發現顯示出漢人與維吾爾人之間長期的聯繫。
它的特別之處在於是一方雙語墓誌，一面是漢文，一面是魯尼文，這確實是比較少見，之前僅發現過蘇諒妻馬氏墓誌，是漢文巴列維文雙語墓誌，因而在去年的《唐研究》還專門刊登了一組論文專門討論這方墓誌，並邀請了土耳其學者的參與，包括對回鶻文的譯註、研究這位回鶻王子的家世等。
涉及邊疆民族的研究都比較受關注
另外，有關粟特昭武九姓的墓誌也引起學者廣泛的關注。粟特是絲綢之路上重要的商業民族，並信仰自己的宗教——祆教，在唐代政治和經濟生活中有很大的影響。
《新唐書》把康、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史等列為「昭武九姓」。目前講起來，安姓、康姓、米姓大概都是粟特人的後裔，所以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其實也是粟特後裔。敦煌文書中也有關於粟特人活動的記載，而陸續發現的一些粟特人的墓葬，如寧夏固原史氏家族墓地、西安的安伽墓，太原的虞弘墓，大大豐富了我們對粟特人信仰和生活的認識。
入唐的新羅、百濟、高麗人以及遣唐使的墓誌，因為關係到中國和日本、朝鮮之間交流的歷史，也受到了學者關注。除了前幾年引起巨大轟動的井真成墓誌，近年來發現的百濟移民禰寔墓誌，因為在志文中出現最早的「日本」兩字，在日本引發了轟動，但可惜這方墓誌也是盜掘的。陝西師範大學的拜根興教授一直致力於高麗、百濟人墓誌的研究，最近出版的《唐代高麗百濟移民研究》基本上是以墓誌材料為基礎的。
所以，相對而言胡族的墓誌，反而較之於漢人的墓誌，引起更多的研究，這一方面是因為國內外學界共同研究興趣的推動，另一方面或許也和中外關係史領域材料比較少有關。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