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湖南是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交锋的正面战场。从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这片土地上先后发生了四次大规模的激战。我方军民取得了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抗日战歌。如今，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在岁月的长河中，但日军侵华的罪证却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长沙市博物馆就珍藏了这样一封特殊的信函。它是1941年第三次长沙会战时指挥日军进攻长沙的主将阿南惟几写给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及其部下的“劝降书”。这封信函高20厘米，宽15.5厘米，用黑色楷书写成。虽然纸张因年代久远已经泛黄，但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它的标题为“劝告薛岳长官阁下暨各将领停止无益抗战”。正文写道：“我军虽几次进攻湖南，然无杀戮，本非所欲，对现下东亚现状，高瞻远瞩，亟宜停止抗战，收罢干戈，以便努力于保境安民，凡在各战区停止抗战者，决不加以攻击，停战代表者可派往岳州，我军当与接洽一切，特此劝告。”落款写有“日本军司令官”，并加盖“日本军司令官之印”。
写下这封“劝降书”的阿南惟几(1887—1945)，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1941年4月，他出任日本第11集团军司令官，1942年至1944年任第2方面军司令官，曾在山西、长沙、宜昌大量使用毒气弹，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剖腹自杀。
信中提到的“薛岳长官阁下”就是抗日名将薛岳(1896—1998)。他原名薛仰岳，字伯陵，是广东韶关乐昌县人。薛岳从武昌陆军预备学校毕业后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抗日战争期间，他曾参加淞沪会战，并指挥过武汉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
这封信函是长沙市博物馆在2005年9月从长沙市文物商店征集得来的，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是一件日本军国主义无法抵赖的侵华铁证，它承载着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战争记忆。
1938年广州、武汉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为屏障中国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战略要点。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也设于长沙。1939年9月和1941年9月，日军先后两次进攻长沙，但均在中国军队的抗击下铩羽而归。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同日，驻广州的日军第23军进攻香港。为牵制第九战区抽调部队南下，策应香港方面的作战，日军第11军决定第三次向长沙方向发动进攻。原本这只是一场牵制作战，但是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几却有着强烈的企图心。他急切希望为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利讨回颜面，再加上受到日本成功偷袭珍珠港“辉煌战果”的鼓舞，他更想在此次进攻中有一番表现，伺机夺取长沙。并且他认为，中国第九战区因被抽调兵力南下已显空虚，长沙地区的守军是抵挡不住日军攻势的。
在此情况下，阿南惟几骄横地给中国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写下了“劝降书”，劝告他和部下放弃抵抗，派停战代表到岳阳与日军接洽。
但是薛岳将军不吃日本人这套。在国民党将领中，薛岳一向以能战、苦战、善战而著称。根据前两次会战的经验教训，薛岳提出了名为“天炉战法”的后退决战战略方针，即彻底破坏交通要道，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设置纵深的伏击地区，诱敌深入，从四面八方构成一个天然熔炉，将敌围而歼之。据此，第九战区决心集中兵力于湘北方面，诱敌主力于捞刀河、浏阳河之间地区，反击而歼灭之。
1941年12月24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以12万兵力向第九战区所部发动大规模进攻，狂妄叫嚣“要到长沙过新年”。薛岳将军毅然带领14个军约30万官兵积极应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由此展开。日军接近长沙时，薛岳将指挥所从二里牌搬到岳麓山，以便就近指挥督战。他还致电蒋介石表示：“第三次长沙会战关系国家存亡、国际局势之巨。本次会战职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心……职如战死，即以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围歼敌人……各总司令、军、师、团、营、连长倘有作战不力，延误战机者，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决不姑息。”
12月31日，日军一路急进到达长沙城下。1942年1月1日，日军展开了对长沙市区的进攻。阿南惟几见先锋部队已进入长沙城内，就迫不及待回报日军总部，宣布第11军已经攻克长沙。日本立刻发布新闻号外并组织庆祝，以歌颂皇军终于攻克长沙的“神威”。
但是阿南惟几没有料到，由于中国军队奋勇抵抗，日军在长沙陷入巷战与肉搏战之中。我第10军抱定与长沙共存亡的决心与敌血战。在重要地区，如八角亭至天心阁附近，我军与日军发生了逐街、逐堡、逐屋的争夺战。预备第10师葛先才团，与敌军第40师团先后展开11次白刃拉锯战，全团战至仅剩50余人，仍然坚守阵地，挫败了日军的连续进攻。岳麓山的重炮阵地，更是发挥巨大的杀伤力，遏制了日军的增援和推进，使敌人一筹莫展。
日军屡攻长沙不下，而中国军队已从各战线合拢过来。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依靠空投补给，于是被迫撤退。中国军队合围部队立即转为阻击、截击、尾击作战，对敌人穷追不舍。日军狼狈逃窜，伤亡惨重。此前日本新闻发布的攻陷长沙的快报，成为一个大笑话。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以北，双方恢复到战前态势。
本次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正面战场歼敌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其战果甚至比台儿庄战役更加辉煌。日军共伤亡5万余人，被俘139人，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而薛岳将军还因此被日军称为“长沙之虎”。
此次会战的胜利，不仅坚定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还有力地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作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的第一次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引起了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纷纷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英国《泰晤士报》指出：“12月7日以来，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当时英、美等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接连失利，而中国军民却能在长沙给日军以迎头痛击，向世界各国展示了中国的抗战能力，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
阿南惟几所写的“劝降书”不仅给日本侵华战争增添了一份无法抵赖的铁证，同时也见证了长沙军民誓死保家卫国的烽火岁月。它告诉我们：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有过这样猖狂的侵略与顽强的抗击，有过如此激烈的正邪较量。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至今已有70余年，这段血与火的记忆强烈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同时也提醒我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爱我长沙，爱我中华。
参考文献：[1] 《从长沙大火到衡阳失陷》.石柏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2] 《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