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位關注臣民服飾的君主，據《明史·輿服志》記載，他在位三十餘年，竟頒布了上百項細緻的規定。從帝後將相直到販夫走卒，全都囊括在內，服飾式樣、衣料與色彩圖案，他都親自過問。規定越來越嚴密具體，同時又由衣服及至冠履、首飾等類。由郎瑛《七修類稿》的記載可見其細緻程度：洪武二十三年三月，朱元璋召見禮部尚書李源名等人，討論臣民們的袖子該有多長。最後議決，文官「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口九寸」，所穿袍服長短是「去地一寸」，庶民袖長是「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衣長去地五寸」。對於軍官與士兵，則另制定具體規定。洪武三十年，他又關意臣民們的鞋子，規定庶人不許穿靴，北方苦寒之地則有所寬鬆。至於什麼人可戴遮陽帽或斗笠，也都有明確的指示。
等級分明，是明代服飾制度的關鍵，而關於百姓服飾的那些繁瑣規定中，又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優待與重視讀書人。朱元璋強調「治國以教化為先，教化以學校為本」，讀書人既是推行教化的依靠，又是各級文官的後備軍。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下令製作秀才服式，工部修改了三次他都不滿意，最後親自設計，「命用玉色絹布為寬袖皂絛軟巾垂帶」，並定名為「襴衫」。其二是對商賈的嚴厲，如嚴令商賈不得穿綢衣，而且一人經商，全家被禁。下雨天戴斗笠是常事，但商賈卻休想，朝廷法令是「不親農業者不許」。何孟春《余冬序錄摘抄》對此解釋道，「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即與「重農抑商」的國策相一致。國家規定服飾時常將商賈與僕役、娼優、下賤並列，其間政治意味十分強烈。
紙上的規定有嚴酷的法令相伴隨，「不應服而服者，罪之」的詔書載于田藝蘅的《留青日札》，萬曆時吏部尚書張瀚則雲「律令嚴明，人遵劃一之法」。不管何人在何處，其服飾都醒目地表明了身份，甚至還可作更細緻的辨認。官服顏色區分了高級與低級官員，官服圖案又將官品顯示得一清二楚。如果是平民，也可分清是書生還是農夫，是商賈還是娼妓，法定的服飾已經將社會上各色人等一目了然地區別開了。朱元璋的本意就在於此：新的等級制度已隨大明朝建立而形成，尊卑有序的服飾規定則是配套制度。穿衣不再是日常生活小事，它已被賦予深刻的政治含意。然而，由於是靠強權硬造，致命的危機從一開始就蘊含於其中：人們追求美的天性雖遭粗暴扼殺，但無法徹底消滅，它一有機會總是要設法顯示自己的力量；服飾制度是各種政治關係處於相對穩定狀態的一種標誌，一旦平衡被打破，其基礎也將隨之而崩塌。
服飾制度持續了近百年，其間還以打補丁方式使之更為完備，但也有三個帝王改動了原先規定。朱元璋登基伊始，就下令將自己所用諸物中凡用金處，全都改用銅，以防開奢汰之源，啟華靡之漸，可是明成祖奪得帝位後不久又全都飾以真金，以充分顯示皇室尊嚴。明仁宗下令將秀才的襴衫改為青色，也許他感到這樣更好看一些。這兩次改動都未違背尊卑有序的精神，但景泰四年，明代宗一道旨意的性質就較嚴重。朱元璋曾限定公、侯、伯等勳爵以及駙馬衣服上可繡麒麟，明代宗卻「令錦衣衛指揮侍衛者，得衣麒麟」。在明英宗當了也先俘虜的特殊情況下，明代宗才當上皇帝。後來明英宗被送回北京，雖被尊為太上皇而實已遭軟禁。新舊皇帝同居一宮畢竟尷尬，百官中也有人心向故君。明代宗要靠錦衣衛加強控制，服飾上破格優待自然是鼓勵其忠心的回報之一。
明代宗那道旨意破壞了祖制，或是受此鼓勵，有些官員便不安分了。公然違制不敢，但可以小心翼翼地鑽法令的空隙。譬如說，各級官服上動物圖案都有明文規定，不到級別擅繡就是犯罪。可是天下動物種類何其多也，既然仙鶴、獅子等不能隨意繡，那就繡上法令未曾提及的蟒、飛魚、鬥牛之類，同樣威風神氣，卻又不算犯禁。又如政府禁用玄、黃、紫等顏色，但對於相近的色彩卻是無可奈何。面對那些層出不窮的花樣，朝廷只好不斷頒布新的法令以相適應。開始時，這還是一樁樁個案，可是到了成化朝，卻出現了一場大規模的馬尾裙風波。
當時朝鮮使臣入京，他們的長袍下擺作蓬張狀，煞是好看，再細探究，原來裡面有條馬尾織成的襯裙，體態肥胖者穿上後，頓時可瘦削許多。於是仿效行列不斷壯大，馬尾裙的來源也從進口改為自產。王錡《寓圃筆記》曾對此作了記載，並說穿者「唯粗俗官員、暴富子弟而已，士夫甚鄙之，近服妖也」。可是到了成化後期，陸容《菽園雜記》說滿朝文武中只有吏部侍郎黎淳一人未穿馬尾裙。內閣首輔萬安是「冬夏不脫」，禮部尚書周洪謨為了效果明顯，竟乾脆穿了兩條。朝堂上大臣們個個都是長袍下擺像雨傘似的撐開，坐在龍椅上的皇上舉目望去，心裡別說有多彆扭。全民皆穿意味著「無貴無賤」，這從根本上違背了朱元璋服飾制度的精神，可是翻遍那百餘條法令，竟無一款可用來禁止它的流行。據《古今譚概》記載，弘治初年有位御史看準了皇上心思，上書求禁：「官馬被人偷拔鬃毛，有誤軍國大計。」理由堂堂正正，一旦疆場有事，沒有尾巴的戰馬如何馳騁廝殺？於是，明孝宗動用了國家機器進行撲殺，《明實錄》寫道：「今後有用馬尾服飾者，令錦衣衛緝捕。」
服飾制度的呆板與疏漏暴露無遺，朱元璋壓根未想到日後竟會冒出個馬尾裙。人們的愛美之心並未被近百年的嚴峻法令所扼殺，朝野眾人不約而同地「取觀美耳」，卻在客觀上演成對服飾制度的集體示威。明孝宗當時還頒布了禁穿蟒衣等禁令，透露了以馬尾裙流行為契機，有些人開始了僭越的穿著。這類禁令後來又兩次重申，並以「治以重罪」相威脅。一再重申雖是顯示朝廷整治的決心，卻也正說明抗拒勢力的頑強已成為棘手的難題。明孝宗至死也未能找到破解之道，其子明武宗便接著屢頒禁令，但這股風已經剎不住了，就在他眼皮底下的北京城裡，臣民們照樣不斷地玩出新花樣：「忽焉以巾易帽，四方效之」，達官顯貴與販夫走卒同時趕時髦，「無貴無賤」的現象再次出現。此後接力棒傳到嘉靖帝手中，整頓服飾的內容首次被寫入了登極詔書。他也不斷頒布禁令應對「衣服詭異，上下無辨」，但不懈地補苴罅漏卻收效甚微。這位皇帝還親自設計了套「忠靜冠服」，允許官員們無論品階均可穿戴，這是對官場上僭越之風不得已的讓步，他似乎只想防止官與民的混淆了。可是後來庶民們照樣穿戴「忠靜冠服」，這道最後的防線也未能守住。心灰意懶的嘉靖帝不願再管此事了，於是便如王世貞《觚不觚錄》所言，「群臣服飾不甚依分」，經過幾十年的拉鋸戰，反抗服飾制度的勢力終於占據了上風。
當時朝廷無意再與不可阻擋的潮流作抗爭，他們或也意識到社會各階級、階層實際上的勢力、地位與服飾法令的規定已出現很大的差異，特別是原先被強壓在社會底層的商賈，勢力的迅速膨脹尤為突出。一旦掙脫了令人窒息的桎梏，對美的追求與崇尚奢華的風氣也就像雪崩似的全國擴散。穿衣不再有政治含義，卻能顯示身份與氣派，至少外出得穿得光鮮點，才不至於遭人嗤笑。自萬曆朝以降，服飾不僅是式樣多，更替淘汰頻率也越來越快。顧起元《客座贅語》寫道，南京婦女的服飾二三年一變，誰若不及時跟上，「未有見之不掩口者」。松江老秀才范濂《雲間據目抄》寫道，他「最尚儉樸」，但「年來亦強服色衣」，並自我解嘲地說「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特別使衛道士們生氣的是教坊中人的打扮。當年朱元璋明令其男子「戴綠巾，腰系紅搭膊，足穿帶毛豬皮靴」，妓女「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可是在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看到的竟是這番景象：男子之冠服「竟與百官無異」，妓女們出入則與朝廷命婦一般打扮。奢華的世風引起不少士人不滿，洪文科《語窺古今》甚至建議朝廷設立「巡巾御史」糾察，「遇此輩，杖而裂之可也」。不過這類言論的輿論反響則是「群起而姍之矣」。時過境遷，森嚴的服飾制度既已被衝垮，它就再也回不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