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獻所涉及的品種非常廣泛，除了人們耳熟能詳的金文、甲骨文、簡牘、帛書及寫卷，刻本也是出土文獻里不容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出土刻本是中國「四大發明」之一的印刷術的最好見證，主要發現於「絲綢之路」沿線，大多集中在敦煌、吐魯番、黑水城三地。這三個地點分處今甘肅、新疆、內蒙古的荒漠戈壁之中，那裡乾燥的氣候非常適合紙質文獻的保存。雖然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存在地理上的區隔，但此三地在歷史上存在密切的交流，同屬絲綢之路上著名的中轉站。
眾所周知，絲綢之路不僅是一條連接古代中國與西域的貿易之路，也是一條承載著東西方文明互動、交融的文化之路。20 世紀以來，在絲路沿線不斷發現的出土寫本與刻本便是後者最好的見證。王勇認為：「如果說絲綢代表的是『物質文明』，那麼我想把書籍象徵的文明定義為『精神文明』。」為此他仿照「絲綢之路」一詞，專門提出「書籍之路」的概念。此說一經提出，便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不過王勇所提出的「書籍之路」概念主要著眼於中日、中韓之間的文化交流：「(我)倡導『書籍之路』之用意，在於論證古代東亞諸國的文化交流，無論內容、形式，還是意義、影響，均有別於溝通中西的『絲綢之路』。」日本學者水口乾記指出，這一狹義「書籍之路」概念的最大不足在於過分強調它與「絲綢之路」之間的對立。
但需要指出的是，「書籍之路」的概念自有其合理內核，不宜輕易否定。筆者認為，就側重考察書籍的流通渠道和傳播過程而言，「書籍之路」的提法非常具有啟發性和適用性。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寫本與刻本文獻，有許多是從中原腹地輸入到西域的。比如陳寅恪就曾指出敦煌藏經洞中不乏來自南朝的寫經，它們便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入北地」。雖然敦煌、吐魯番、黑水城都處於中華版圖之內，其地理性質與日本列島、朝鮮半島完全不同，且前者屬於陸路交通，後者則多屬海路交通，但不可否認的是，就書籍的傳播而言，兩者在本質上是相同的。
事實上，「絲綢之路」與「書籍之路」這兩個名詞各有側重，兩者之間並不矛盾。比如黨寶海指出，吐魯番出土的《金藏》本佛經有一部分是回鶻商人從燕京弘法寺舍資請印的，足見商業貿易的繁榮可以更好地促進書籍的流通。敦煌藏經洞內發現有唐代長安、西川印製的曆日刻本，儘管它們並非傳統意義上的書籍，但它們當初肯定是被當作特殊門類的商品而通過絲綢之路販運到敦煌的。
由此可見，不僅「絲綢之路」具有貿易和文化的雙重屬性，「書籍之路」也同樣兼具這兩種特性。書籍(尤其是刻本書籍)往往被視為可以逐利的商品而由書賈往來鬻販。總之，古代的商人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古代的絲綢之路同樣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動脈，「書籍之路」正是伴隨著「絲綢之路」產生的。出土於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的漢文刻本，為「書籍之路」與「絲綢之路」相生相伴提供了大量鮮活而又具體的佐證。本文要討論的一組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學記》殘頁，便是宋元時期江南至塞外「書籍之路」上保存下來的具體而微的文化遺存。
宋元時期，中國的書籍形態正式從寫本時代邁入了刻本時代。書籍的傳播流通也逐漸以刻本為主。漢文刻本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產品，其流布之廣、傳播之遠，幾乎達到了無遠弗屆的程度。敦煌、吐魯番、黑水城位於西北地區，這些地方能發現大量各個時期、不同地域的漢文刻本，這本身就是西域與中原文化交流史中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
不言而喻，以刻本書籍為載體的文化交流傳播是以各地區之間保持直接或間接的交通為前提的。早在20 世紀30 年代，魏建功在論及德藏吐魯番文獻中的《切韻》刻本時就已指出：「且書自吐魯番出土，若竟為宋槧不謬，是中亞華番文化往來之跡，迄宋猶有餘烈，抑亦史實之珍聞矣!」
這也提醒我們，宋元時期的「書籍之路」，除了有輸往朝鮮、日本的東線和輸往遼、金的北線，還存在一條通往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的西北線。這條西北線的「書籍之路」主要由江南的浙江、福建向塞外地區延伸開去。這種情況與宋元時期浙江杭州、福建建陽是當時主要的印刷中心緊密相關。這表明江南與西北雖然相距萬里，但在宋元時期一直保持著密切的文化交流。王素指出，吐魯番曾出土元代「杭州泰和樓大街某行鋪招貼」、「杭州信實徐鋪招貼」(Ch1064、1103、1875 號)，黑水城也曾出土「杭州晏家」刊印的《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TK167 號)，並由此推斷：「宋元時期，我國西北地區，包括吐魯番在內，與中原都一直保持密切的交通，中華傳統文化在該地區仍然有著廣泛的影響。」
其實早在兩宋時期，即漢民族政權與少數民族政權鼎峙的階段，這種文化交流非但不曾中斷，且本身一直處於蓬勃發展的進程之中。王素所舉例證主要是元代出土文獻，如果要尋找這條以刻本傳播為主的西北線「書籍之路」的早期端倪，應儘可能地集中查找、比對已出土的宋刻本殘頁。敦煌、吐魯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宋刻本主要通過官方頒贈和民間流通兩條途徑而來。北宋時期，官方頒贈到上述地區的刻本占有較大比重，具體表現就是在西域發現的《開寶藏》刻本殘頁。北宋初年刊刻的《開寶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經。開寶四年(971)，宋太祖敕令高品宦官張從信前往益州督造刊刻。全藏以《開元釋教總錄》為基礎進行刊刻，總計五千餘卷，版片多達十三萬塊。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開寶藏》的全部版片運往首都汴梁。在北宋，《開寶藏》多次修補印行，除了滿足皇家和國內寺院的宗教需求，《開寶藏》還被作為展開佛教外交的國禮贈予周邊政權，像遼國、西夏皆曾受頒。現今存世的《開寶藏》印本寥寥無幾，方廣錩、李際寧主編的《開寶遺珍》將世界範圍內搜集到的十二件零卷仿真影印出版。而在吐魯番地區發現有不少《開寶藏》殘頁，小川貫弌的《吐魯番出土的印刷佛典》、王丁的《初論〈開寶藏〉向西域的流傳》都對此進行了很好的研究。雖然這些殘頁大多零碎，但在《開寶藏》散佚嚴重的情況下，仍稱得上吉光片羽，彌足珍貴。
儘管《開寶藏》屬於蜀刻本，但其刷印、流通的始發地則是位於中原腹地的汴梁。《開寶藏》向西北地區的流通開啟了宋刻本向塞外傳播的序幕。而到了南宋時期，民間渠道的流通形式更趨活躍，江南地區的印刷中心杭州、建陽成為宋刻本向塞外傳播的主要集散地。本文所探討的黑水城本《初學記》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該本刊刻地點應是建陽，其刊刻時間當在紹興四年至十七年之間，屬於南宋初期刊本。無獨有偶，吐魯番出土的Ch1874 號《龍龕手鑒•禾部》殘頁，經筆者研究，刊刻於1086—1127 年之間，為北宋後期浙江刻本。此外，黑水城出土的TK290 號《新唐書》殘頁及吐魯番出土的Ch2286、Ch3761、Ch3903、Ch3623 號《新唐書》殘頁，經筆者研究，分別為南宋建本與南宋浙本。以上幾種宋刻本殘頁均屬於佛經以外的文獻，尤其是《初學記》這部編纂於盛唐的類書，其主要功用便是作為撰寫詩文的參考書。這些文獻表明，自北宋後期開始，通過民間渠道向西北地區流通的刻本書籍其世俗化程度不斷提高，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時少數民族政權統轄地區主動接受漢文化薰陶的風氣之盛。
元朝統一南北後，各地區之間的交通更為便捷，有力地促進了商貿與文化的繁榮發展。陳垣指出，元代「西北拓地數萬里，色目人雜居漢地無禁，所有中國之聲明文物，一旦盡發無遺，西域人羨慕之餘，不覺事事為之仿效」。加之元代中後期政府提倡儒學，有關漢文化的書籍更是源源不斷地從江南輸往塞外。以黑水城出土文獻為例，僅筆者就比對出M1•1249[F19：W31]號元浙本《孝經直解》與Or.8212/814 號元建本《三國志文類》。特別是前書，作者為晚年生活於杭州的華化西域人貫雲石。陳垣云：「儒學為中國特有產物，言華化者應首言儒學。」貫雲石在自序中闡明了作書宗旨：「使匹夫匹婦皆可曉達，明於孝悌之道。庶幾愚民稍知理義，不陷於不孝之罪，初非敢為學子設也。」 《孝經直解》的解釋內容採用元代硬譯體白話，作為私塾教本，非常適合童蒙誦讀，所以風行一時，誠可謂家弦戶誦之書。即便是遠在邊陲的黑水城，也發現有該書的身影，堪稱塞外少數民族群體通過身處江南的色目人這一媒介主動學習和接受漢文化的佳例。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元代創立行省制度，有力地促進了全國的統一局面，官頒書籍中有許多是在江南(特別是杭州)組織刊刻、刷印後分發全國各地的。如黑水城文獻M1•1242[F19：W22]號殘頁，經筆者比對，應定名作「《元一統志•太原路》刻本殘頁」，為元代杭州刻本，刊刻於元順帝至正六年(1346)。《元一統志》卷帙浩繁，多達一千三百卷，能夠在西北邊陲的黑水城發現其殘頁，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黑水城還出土有《文獻通考》殘頁。此二書同為元末杭州官刻本，應該都是通過官頒途徑分發到黑水城的。一方面，這說明到了元代末期，從北宋以來逐漸形成的刻本「書籍之路」已經發展到鼎盛局面，江南地區的刻本書籍能夠源源不斷、暢行無阻地通過各種渠道輸往塞外，其中甚至不乏《元一統志》《文獻通考》這樣的大部頭著作。另一方面，黑水城(元時屬「亦集乃路」)在元代是多民族聚居的邊邑，位於中外交通的孔道(《馬可波羅行紀》中便有相關記載)，像《元一統志》這樣的全國地理總志能夠受頒並且保存於此，在當時無疑具有鞏固國家統一的象徵意味。
眾所周知，敦煌、吐魯番、黑水城在不同歷史時期都可謂「華戎交會」之所，又都地處絲綢之路的要衝。大量漢文刻本殘頁在上述地域內出土，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宋元時期，陸上絲綢之路的商貿作用或許因海上絲綢之路的興起而有所削弱，但與絲綢之路相伴相生的「書籍之路」的作用和價值不但不曾削弱，反而更加突出。這一時期，刻本書籍通過各種渠道向西北傳播，一條綿延萬里、從江南延伸至塞外的「書籍之路」灼然可見，堪稱西域地區浸潤華化之風的最好見證。伴隨著「書籍之路」的發展壯大，漢文化的精華通過刻本這一載體不斷向西流傳，這是中原文明在西域地區傳播、生根以至與西域交融全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充分體現出漢文化強烈的向心力與凝聚力。在宋朝那樣的分裂時期，文化的向心力與凝聚力無疑醞釀了日後統一所必備的心理要素；而在元朝那樣的強盛時代，這種源自文化的精神力量更是維繫統一局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