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斌有女以秀女身份入宮當差，此女曾得到雍正、乾隆二代帝王的關照。據《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22輯記載，雍正十二年(1734)三月，雍正帝一紙諭令:「寶親王使女、高斌之女著封為王之副福金。」高斌之女的命運因此而改變，高家地位也隨之提升。
乾隆帝即位之初，即冊封高斌女為貴妃，又將高氏抬入滿洲鑲黃旗。雖然高斌「實有不願……若出旗於院內甚覺疏遠」，疏請「將奴才一家仍留於包衣佐領下」，但乾隆帝認為「已行之旨，豈可改回?」高氏一族由此結束百餘年的包衣生涯，躋身滿洲貴族的行列。
高斌之女入宮的確切時間史書缺載，從現存史料中可略推一二。乾隆四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於孝賢皇后陵寢酹酒慨嘆:「隨皇后殯地宮者慧賢皇貴妃、淑嘉皇貴妃，如在世皆年逮七旬，今皆辭世，益增悵然。」乾隆十年(1745)慧賢皇貴妃薨逝，至乾隆四十五年(1790)時如在世年逮七旬，那麼乾隆十年時慧賢皇貴妃當為35歲左右。
乾隆十七年(1752)十月二十七日孝賢皇后永安於萬年吉地宮時「以慧賢、哲憫二皇貴妃附，皆少時相從者。」孝賢皇后「十三年戊辰正月隨駕東巡，三月十一日崩於德州舟次，壽三十有七。」孝賢皇后與慧賢皇貴妃年齡相仿，「少時相從」也屬正常。按清制「凡一年一次引選內務府所屬秀女，屆期由總管內務府奏請日期。」「凡選宮女，於內務府三旗佐領、內管領下女子，年十三以上者，造冊送府。」
由此看，若高斌之女十三四歲時參加秀女閱選進宮，至乾隆十年慧賢皇貴妃薨逝時其已入宮二十餘年，應在雍正二年或三年既已入宮。又，乾隆十年正月二十五日(填倉日)慧賢皇貴妃病逝時，乾隆帝寫下的輓詩中有「廿年如一日，誰料沉疴臶」之句，也可推知慧賢皇貴妃在弘曆身邊至少已生活20年，因舊病復發而逝。
那麼，在過去的20年間，這位貴妃又在何處生活呢？弘曆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受皇祖命「入宮養育」，年僅12歲，居毓慶宮東所。毓慶宮是康熙帝為太子允礽所建太子宮，允礽被廢後，由皇子皇孫們居住。雍正五年(1727年)，弘曆大婚，自毓慶宮遷居乾西五所之西二所，踐阼之後，升為重華宮。
雍正十一年二月，弘曆被封為和碩寶親王，並未像其他封王皇子一樣出宮住王府，仍居於此。高斌之女既隨侍弘曆二十餘年，也應在宮中生活。從永壽宮出逃的太監安國祥對高家如此熟悉，很可能與高斌之女有關，其對高斌提及的「常在」，很有可能即高斌之女。雖然此時高斌之女尚未被正式冊封，但她當時已深受弘曆父子眷顧，享有「常在」名分，身邊有太監服侍，也應在情理之中。
太監安國祥拜見高斌時，以「常在病了」為說辭騙錢，也印證以上推測之不虛，否則，小太監也不會以此說事。高斌僅有一女即後來的慧賢皇貴妃入宮，由此看來，認定安國祥為高斌女兒(常在)身邊太監似乎亦合乎情理。而雍正帝對此案的關注以及寬免高斌之舉，也都與此種特殊關係有關。
雍正十一年二月，弘曆被封為和碩寶親王，而早在雍正帝繼位之初即施行秘密建儲制度，弘曆的名字就是被封在錦匣中高高置於「正大光明」匾額之後的那一個。弘曆是雍正帝親自指定的接班人，封其為王是要其「備位藩封，諳習政事，以增廣識見。」雍正帝親手栽培繼位人選，可謂用心良苦。「妙選天下英才」為其師，派其參加各種禮儀活動，如祭陵、祭奉先殿、祭孔、夏至祭天地、參與西北用兵等。
雍正帝派遣皇子們參與各種禮儀活動，在數量和活動內容上弘曆都要比其他皇子多得多。雍正帝如此處心積慮讓弘曆參與各種活動，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提高他的從政能力，使其能平穩地坐上皇帝寶座。弘曆剛剛被封為親王就面臨「後院失火」，當然是雍正帝最不願看到的。因此，在內務府上奏「將安國祥重責四十杖，永遠枷號;王貴治罪;將高斌、蔡永禧交吏部查議」時，雍正帝雖在此上奏摺子上寫下「依議」，但並未處置高斌，反而在幾個月後即授其為署江南河道總督，可見此案對高斌仕途未產生任何負面影響。
高斌一生歷仕康、雍、干三朝，供職內廷與部院。生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卒於乾隆二十年(1755)，享年73歲。高斌雖「年甫及冠入侍禁庭」，但直到雍正元年(1722)，才由內務府主事遷員外郎兼佐領、郎中。雍正元年(1722)時高斌40歲，「入侍禁庭」已20年，僅官至主事，鮮有聲名。而雍正繼位，高斌既得升遷，高斌的能力和聲名才得以彰顯。
終雍正一朝，高斌任織造、鹽政等職，雖品級不高，但皆為皇帝親信近臣所為。而又累遷至布政使、署河道總督等職，可見雍正帝對其信任與扶持。高斌深得雍正帝信任，從二人文移往來中也可知一二。雍正四年(1726)二月二十一日，剛剛赴任的高斌在奏摺中寫道:「其稅關事務，臣未便驟然更張，須得漸次清理，務秉實心竭力報效。臣受皇上洪恩，自己費用不敢奢侈，折福亦不敢矯情，自苦一年差滿。除正額錢糧外，並給發稅關人役工食起解加平飯錢等項，及臣所辦差使，自用盤費，將一應所得贏餘耗羨動用過銀兩確數據實奏明。」雍正帝硃批:「亦不必瑣瑣煩瀆，將大概款數稟報怡親王可也。」
此前的二月十二日，高斌同巡撫張楷到滸墅關衙門，查前任蘇州織造胡鳳翬「所辦之事寬緊失宜，商民匠役頗有怨聲，辦理稅關事務尚襲漏弊」。並將此事上報皇帝，請聖訓批示，以便遵行。因寫奏摺時胡鳳翬就住在織造衙門西邊，為防其知曉此折，高斌未令人謄寫，這可能是高斌第一次親自給雍正皇帝寫奏摺，因此，還不忘在末尾附上「臣字畫潦草」之語。而雍正皇帝卻對高斌稱讚相加，硃批「字畫並不潦草，再有密奏事件自行書寫甚好」。君臣間的親密關係可見一斑。
雍正五年(1727)，高斌向皇帝奏報蘇州地方雨水米價之事，皇帝硃批「覽爾此奏深為慰悅，但一切奏聞總須據實，不可少涉粉飾。在爾膺欺誑之咎，朕即無所為憑矣……」雍正七年(1729)高斌調補蘇州布政使奏謝天恩一折中高斌「自知才識淺陋，恐難勝任」，雍正硃批「此任原系繁劇之地，朕非用汝之才，用汝之不忍欺飾耳」。可見雍正帝將高斌視為一個可以依憑的「心腹」之人。
這猶如其父康熙皇帝與曹寅、李煦的關係一樣，雍正帝也將高斌視為家人，親信近臣，其間特殊密切的關係超越一般朝臣。由此看，高斌未受此案牽連也就不足為怪了。此外，高斌於雍正四年(1726)六月二十日奉旨:將阿其那家三個蘇州籍使女送回家中。此三女中，其中一人系李煦於康熙五十三(1714)年買送阿其那，另二人系允禵家人默爾森於康熙五十七年(1718)買送阿其那。
此時李煦已被抄家，允禵作為雍正皇帝的政敵已被拘於壽皇殿，阿其那也早已被囚於宗人府，雖未見史料有關於高斌參與其間政治鬥爭的記載，但其卻為勝者收鑼罷鼓，從中亦可見高斌在雍正帝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最能說明高斌與雍正帝關係親近的例子，是乾隆皇帝硃批高斌奏摺一事上。雍正十三年(1735)七月，雍正帝欽賜高斌鮮荔枝，由家人帶回，高斌為此所寫謝恩折尚未到京，雍正帝駕崩。
八月十二日，高斌接奉新皇上(時弘曆為皇太子，尚未繼位)。硃批:「汝向為皇考賞鑒之人，故用至大員。」可為高斌與雍正帝關係親密的最好明證。高斌雖包衣微末，但卻是雍正皇帝最信任的一員。高斌每任一新職，雍正皇帝都不厭其煩，諄諄給予訓誡，使其明曉應所為與應所不為，足可見雍正帝對其信任與扶持。
而這種信任與扶持或許在雍正帝為皇子時既已奠定，高斌自幼生長在「院子」里，與雍正帝年齡相仿，二人可能是少時玩伴兒，關係親近也無可厚非。雖無確切證據證明高斌為雍正帝的藩邸舊人，但至少可以說明，高斌與雍正帝之間關係密切由來已久。這種親近關係使得帝王將高斌列為「知已」，可以放心大膽地讓其承擔一些特殊、重要且帶有機密性質的工作;對於高斌來說，這種親近關係，卻是使其步入仕途，得以升遷最最關鍵的因素，而高氏一族也因高斌不斷升擢而家聲彰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