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瑞全：陳垣與古籍整理

陳垣(1880-1971)，字援庵，是我國近現代著名教育家、史學大師，在宗教史、元史、中西交通史和歷史文獻學諸領域做出了開創性貢獻，他一生的學術研究活動同古籍整理工作緊密聯繫，相輔相承，相得益彰，總結出的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至今沾溉學林，對今天的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仍具有重要的借鑑意義。

一、堅持古籍整理的正確態度

陳垣先生早年曾參加資產階級革命，是一位社會活動家，更是一位愛國志士。特別是在艱苦的八年抗日戰爭中，身處淪陷區的北平，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堅持民族氣節，不與日偽合作，並以史學作武器，表彰忠臣義士，教育廣大青年學生熱愛自己的民族，以中國不會亡激勵士氣，堪為學界的楷模，劉乃和先生曾以抗戰史學為題進行過全面論述。其實，陳垣先生的這種愛國思想是一以貫之的，不僅體現在他的政治社會活動、教育活動和學術研究方面，在古籍整理方面也能充分體現出來。

據鄭天挺回憶，1922年陳垣任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導師，曾在一次集會上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西京（日本東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回憶陳援庵先生四事——致劉乃和同志書》，載《陳垣校長誕生百年紀念論文集》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0）陳垣先生的這種思想在當時學者中是獨樹一幟的，他沒有把學術研究、古籍整理當作單純的學術工作，而是以愛國和為國爭光為出發點，在積貧積弱的舊中國能有這樣的態度和精神是多麼難能可貴！他正是以這種精神鞭策自己，從而不斷取得新成績。

1929年5月27日，陳垣任燕京大學教授、國學研究所所長時，在現代文化班上做《中國史料急待整理》的演講。他說：「中國史料這麼多，使人感覺到無從整理的困難，就有人主張索性把這些史料統通燒了。但是這種焚書的辦法到底不是根本的解決。我以為我們若是肯大家來想法子，把這些史料都弄成整個有用的東西，或很容易運用的史料，那自然也不用燒了。反之，我們若是自己不來整理，恐怕不久以後，燒又燒不成，而外人卻越俎代庖來替我們整理了，那才是我們的大恥辱呢！」（燕京大學《史學年報》第一期，翁獨健筆述）從中可以看出陳垣先生在古籍整理方面具有強烈的緊迫感和使命感。陳垣七十年前提出的問題，我們今天難道不應該給予圓滿的回答和解決嗎？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就是陳垣曾編有敦煌寫經目錄。這是二十年代初他任北平圖書館館長時編就的，以《敦煌劫餘錄》命名，其悲憤不平之意非常明顯。據劉乃和講，當時陳垣在一些聚會上常與伯希和見面，且有通信聯繫，所以有些學者勸他不要用「劫餘」二字，以免尷尬，但被他斷然拒絕。

除在古籍整理工作中堅持愛國主義精神和民族意識外，他還以大學者特有的學術感覺，提出了古籍整理與學術研究的正確關係。

古籍整理本身是一項學術性很強的工作，乾嘉學派的考據大師也把校勘古書作為一項專門學問，甚至終生沉浸其中，樂此不疲。同時，古籍整理又是一項重要的基礎工作，離開這一基礎，許多學術研究將無從立足，更談不上普及了。歷代學者（特別是乾嘉學者）對前代典籍的研究整理，為我們今天能讀懂古書，準確了解祖先的文化遺產創造了條件，但他們往往把古籍整理當作學術研究的唯一和極致，從而限制了學術研究的拓展和進步。如何認識古籍整理工作及其與其它學術研究的關係，對於這一工作的發展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如他研究避諱學，並不就避諱言避諱，而是在「為避諱史作一總結束」的同時，「使考史者多一門路一鑰匙」。且進一步指出：「研究避諱而能應用之於校勘學及考古學者，謂之避諱學。」（《史諱舉例》序）他把避諱學這一整理古籍的方法性學科作為史學研究的輔助學科，令人耳目一新。他研究校勘學、目錄學、版本學、年代學等，也是把它們當作學術研究的基礎和輔助。他在《中西回史日曆》自序中說：「茲事甚細，智者不為，然不為終不能得其用，余之不憚煩，亦期為考史之助云爾。」古籍整理工作同這些工具性質的工作都是如此，不是無足輕重的，應當重視，這是他的一貫觀點，並且身體力行。直到六十年代初，已八十多歲高齡的陳垣先生，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不能輕視資料工作》的文章，這是有感於當時有些人認為資料工作包括古籍整理工作不算科研而發表的看法。

歸納起來，陳垣先生認為古籍整理應為學術研究服務，這一觀點是針對乾嘉考據學派而言的。同時他又認為古籍整理是一學術性很強的基礎工作，不應輕視，這是有感於時人的偏見而發的。

二、總結古籍整理的科學方法

陳垣先生治學注重方法，這與他早年學習西醫有很大關係。1908年，他參與創建了廣州光華醫學院，並成為該校第一屆畢業生。畢業後留校執教，他親自繪製挂圖，並帶領學生實習。這些嚴格的科學訓練，為他日後研究歷史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他在三十年代的一封家信中說：「余今不業醫，然極得醫學之益，非只身體少病而已。近二十年學問，皆用醫學方法也。有人謂我懂科學方法，其實我何嘗懂科學方法，不過用這些醫學方法參用乾嘉諸儒考證方法而已。」實際上所謂的科學方法就是注重總結、歸納和概括，注重邏輯演繹方法，強調實踐和實證，乾嘉諸儒的考據方法已近乎科學方法，只是視野較窄。而陳垣先生以醫學方法研究歷史，選題精審，考證縝密，於紛繁的學術現象中歸納總結出一般規律，取得重大成就，確非乾嘉諸儒所能比肩。如他歸納總結出的有關古籍整理的方法實用性極強，影響深遠，今天仍為文獻學界所使用。

整理古籍主要通過標點、校勘、輯佚、辨偽、注釋、翻譯、編制目錄索引、搞分類或專題資料彙編等，通過這些工作，可以使古籍恢複本來面貌，更方便地為學術研究服務，為普通讀者服務。

關於標點。陳垣先生說：「現在我們要整理史料，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在翻印舊書的時候，最低限度，要將舊書點句，能分段分節，加以標點符號更佳」。（《中國史料的整理》）雖然「五四」白話文運動已獲得了勝利，新書加標點符號已為人們廣泛認可，但對於整理古籍是否加標點符號、是否分段仍認識不一，如當時（1928年）出版王國維的《王靜安先生論文集》就沒有點句，之所以不點句，可能是崇古之風猶存。陳垣先生明確提出這一看法是有現實意義的，也是有針對性的。古籍整理最基本的工作是標點和分段分節，這在今天已成為共識，而在七十年前作為一個學術主張，則具有開創性的味道。

陳垣先生認為，古籍只有標點、分段、分節才能便於人們閱讀，節省時間精力，並指出古代讀書人讀書也需要有章節句讀，「八、九百年前宋代的學者，便已經整理出一部現在我們見到的章節句讀非常明白的《四子書》了。就是舊刻的佛家經典，也是有圈點的。」（《中國史料的整理》）句讀標點對研究者和普通讀者來說都是必要的。

關於校勘。校勘是整理古籍，還古籍以本來面目的重要工作。校勘在我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從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群籍算起已有二千餘年的歷史，歷代學者在實踐中總結出不少有益的經驗，特別是宋代，對校勘經驗開始了有意識的歸納，如彭叔夏的《文苑英華辨證》、廖瑩中的《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等。清代考據學興，乾嘉諸儒以注經考史、校勘典籍為治學之依歸，校勘學有了長足的發展，在理論和方法上，都有總結、有論述、有實踐。如顧廣圻、盧文弨等校勘古籍以善本，特別是宋元舊版為依據，強調保持原貌，註明異同而不加改動，後人稱之為對校派。而段玉裁和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重視各種異文資料，依靠自己的學識，主張改正錯誤，後人稱之為理校派。陳垣先生將劉向以來校勘學成果以及清人校勘學的觀點和方法融會貫通，使傳統校勘學走上科學的軌道。他取對校派與理校派的精華，去掉他們的偏見。第一，他繼承了對校派使用的校勘方法，將版本依據，特別是把搜集古本、善本放在重要位置，強調用多種版本對校，但同時又拋棄了對校派過份迷信宋元舊版的弊端。第二，他繼承了理校派注重通例、重視利用版本以外的各種異文資料、重視運用各學科知識訂正錯誤的方法，但同時去掉了他們容易忽視版本依據，只憑學識而出現臆改的缺陷。且清儒校書多囿於經書和小學，於史籍著意不多，而他則從校史入手，總結歸納校勘學的理論和方法，使之適用於各類古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

陳垣先生校勘學的精華體現在《元典章校補釋例》中，這是他在校勘沈家本刻本《元典章》的工作中總結出來的。他前後共校出沈刻本《元典章》偽誤、衍脫、顛倒等一萬二千餘條，撰成《沈刻元典章校補》。其後，又從這一萬二千餘條中取十分之一，加以分類說明，為例五十，分六卷，即《元典章校補釋例》。他說：此書「非僅為糾彈沈刻而作」，而是「將以通於元代諸書及其它諸史」，並能「於此得一代語言之特例，並古籍竄亂通弊」（《元典章校補釋例》自序）。由此看出，他所做的這一工作，非僅為校勘《元典章》一書，而是以它作為典型材料，有目的的總結校勘的一般規律，以廣泛用於古籍的校勘。

此書中的「校法四例」又是全書的精義所在，是校勘方法論的科學概括。校勘四法即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對校，以同書祖本或別本相對校；本校，以本書前後互校；他校，以他書校本書；理校，不憑本而憑理。這四法是校勘的一般方法在校勘工作的不同階段、不同條件下的具體運用，理論性和實用性都極豐富，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這部書剛一出版就在學術界，特別是在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中引起轟動。胡適為此書作序，稱：「這部書是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是新的中國校勘學的最大成功」，推崇備至。當時在北大、清華兩校講授校勘學的清華大學教授劉文典看到此書後給陳垣先生寫信，「說：「深佩先生校訂古籍之精而勤，與方法之嚴而慎。凡研討元代典章制度者固當奉為南針，即專攻版本校勘之學者，亦當謹守先生所用之法則也。」（《陳垣來往書信集》第610頁）並將此書存放系研究室供師生參閱。

就古籍校勘而言，陳垣先生的貢獻巨大，迄今未有人超過。六十年代，國家組織國內一流學者點校《二十四史》，就曾將陳垣先生的《校法四例》印發給各組，作為重要參考書。可以說，從事古籍整理而不懂校勘四法是難以勝任工作的。

編制目錄索引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內容。陳垣先生治學是從目錄學入手的，他一生的學術研究從未離開過目錄學，用目錄學的方法整理古籍、為學術研究服務是他一貫提倡的。他對於編制古籍目錄索引有系統設想，提出除編制一般古籍目錄外，還應編制群書篇目目錄和重要書籍索引。傳統古籍目錄大多只著錄書名、卷數、著者、版本等，於書中篇目，特別是文集中的篇目未曾注意，這對於學術研究實在是不方便。分類編制篇目目錄則便於研究利用，這也是他自己在研究中的切身體會。他曾親自動手將《四庫全書》集部中的部分文集篇目抄錄編排，頗便使用。

陳垣先生還認為重要書籍應當作索引，這是借鑑西方書籍的有關做法提出的。將一書（當然是重要的經典古籍）中的人名、地名、事件等編成索引附於書後，會使「學者研究學問時間極省而效能極高」。（《中國史料的整理》）他承擔《新、舊五代史》的點校任務，在動手之前，曾讓劉乃和先生編制人名、地名索引，雖然前期工作很費時間，但具體點校時就容易多了。古籍整理應當重視編制索引，可惜他的這一建議沒能引起同行的足夠重視，直至今天仍然如此，很令人遺憾。

陳垣先生重視古籍目錄的編制技巧，多有創見。他編纂的反映北圖館藏敦煌經卷的目錄——《敦煌劫餘錄》，共十四卷，分三部著錄：第一，「總目」，列書名、譯者或撰者、卷數、軸數、頁次等；第二，「檢目」，按千字文順序排列，既是原軸的編號，又是排架號；第三，各軸一一著錄，有原號、起、止、紙數、行數、附記六項。三個部分互相配合，既揭示了藏書內容，又便於讀者檢索。胡適在《〈敦煌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序》中說：「陳垣先生的《敦煌劫餘錄》流行於世，其考訂之詳，檢查之便利，已遠在巴黎、倫敦諸目之上。」（《胡適書評序跋集》）此言斷非溢美之詞，可作為編制古籍目錄的範本。

此外，陳垣先生編纂的宗教目錄如《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道家金石略》等，也示人以方法和路徑，都是獨具特色的古籍目錄。

陳垣先生還提出將古籍中的有關材料用分類或專題的方法編纂彙輯，可稱專題資料彙編，這對於研究者來說是非常便利的，我國古代的類書、政書就有這個意思。這也是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

關於檔案的整理。陳垣先生認為檔案是未成書冊的史料，他對古代檔案的整理有一套完整的設想和方法，這是他主持故宮博物院工作時的經驗總結，對今天仍具有指導意義。他歸納整理檔案的方法有八條。其一，分類，按照檔案的種類，或由形式分，如紙樣格式，長短大小，顏色紅白，或成本的，散頁的，都把它們匯別起來；或由文字分，如漢文的滿文的蒙文的，都分在一起，這是最初步的工作。其二，分年，是分類之後，以年做單位，把同一年份的同類文件都集在一起。例如先分明清、清又分康熙乾隆，乾隆又分六十年，同年的按月日先後集在一起。其三，分部，檔案有屬於各部署的，例如兵部的文件歸兵部，禮部的文件歸於禮部，這樣類推下去。其四，分省，例如報銷冊一項，有浙江省來的歸在浙江省，福建省來的歸在福建省。其五，分人，把一省一省的督撫所來的文件按人分在一起。雍正硃批諭旨，即是這種分法。其六，分事，是整理檔案的較為細密的工作，把所有與某一事情有關係的文件，如乾隆時纂修《四庫全書》的文件，接待英國使臣的文件，凡同一事的，都按年月集在一塊，這樣便理出頭緒來，可以檢閱了。其七，摘由，完成了分析的工作以後，再把每一文件的事由摘出來，使研究的人一看摘由便能了解內容的大概。此種工作非常重要。其八，編目，是最末一步的工作，就是把所有整理成功的檔案編成幾個總目，或分部，或分省，或分人，或分事，使後來檢查檔案的人只須將總目一查，便能依類查出。這八種方法實際上也是整理檔案的八個步驟，由簡到繁，由淺入深，條分縷析，其核心則是如何更方便讀者使用。以現代思想和方法整理古代檔案史料，陳垣先生是當之無愧的開拓者和奠基人。

從事古籍整理工作還必須具備歷史年代學、避諱學知識。古籍產生的時代，古籍中的年代記載，古代有關曆法、紀年問題，中西回三歷換算問題，都是古籍整理工作中無法迴避的，不掌握歷史年代學知識，不解決這些疑難，古籍中的許多問題都無法解決。陳垣先生在歷史年代學方面的主要貢獻首推歷表的編制，其次則為利用年代學知識考證史事。1925年和1926年，他的《二十史朔閏表》和《中西回史日曆》相繼出版，填補了空白，深受學界歡迎。對於從事中西交通史研究和古籍整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工具書。

避諱是中國歷史上特有的現象，要求文字上不得觸犯帝王及尊親的名字，因此，古籍中因避諱改易姓名、官名、地名、年號的地方很多，給讀者造成很大困難，因此陳垣先生說：「不講避諱學不足以讀中國史。」（《通鑑胡注表微·避諱篇》）還可這樣說：不懂避諱學，不足言古籍整理。他在深入研究歷代避諱現象的基礎上，參考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完成了《史諱舉例》八卷，舉例八十二，這應是古籍整理工作者的必讀書。下面舉一個他用避諱學知識校勘古籍的例子。《北齊書·神武紀》載高歡的父親名樹，而《北史·齊紀》及《魏書·高湖傳》作樹生。同為正史，記載不同，高歡的父親叫高樹呢？還是叫高樹生呢？陳垣先生用避諱學知識解決了這個疑問。據《北齊書·杜弼傳》：「相府法曹辛子炎諮事，雲鬚取署，讀署為樹，高祖（高歡）大怒，杖之。弼進曰：「禮，二名不偏諱。孔子言征不言在，言在不言征。子炎之罪，理或可恕」。孔子的母親名征在，古禮二名不偏諱，單言二名中的一個字是可以的，不算犯諱。陳垣先生說：「若單名樹，則弼言無稽矣。唯名樹生，故弼言此。」由此可以推論高歡父親的名字是二個字，即高樹生，《北齊書》脫落一「生」字。遺憾的是中華書局校點本《北齊書》並未借鑑陳垣先生的研究成果而加以改正。

三、古籍整理的豐碩成果

陳垣先生關於古籍整理的態度和歸納總結的方法（包括這方面的專著）已如前述，就具體古籍整理的成果而言，亦碩果纍纍，蔚然大觀。以下作一簡要介紹。

（一）影印翻刻稀見古籍

陳垣先生參與影印翻刻許多稀見古籍，其中首推《四庫珍本叢書》。眾所周知，陳垣先生是我國最早研究《四庫全書》的學者。1915年，承德文津閣《四庫全書》到京，他即費十年心力，全面系統地翻閱一遍，寫出了《文津閣書冊數頁數表》、《編纂四庫全書始末》、《四庫撤出書原委》等文章，揭開了蒙在《四庫全書》上的神秘面紗。當時政府和出版界有影印《四庫全書》之議，但由於此書部帙太大，其具體情況如有多少種書，每種書有多少冊、多少頁，大部頭的書有多少部，每部有多少卷、多少冊、多少頁，心中無數，無法估算紙張、製版、印刷、裝訂的費用，而陳垣先生的調查和閱讀，使影印預算有了準確的依據。

1920年，徐世昌任總統，命朱啟鈐為監印總裁，欲費690萬銀元，印造200套《四庫全書》，終因費用過巨而未能實行。後教育部與上海商務印書館兩次商議印製《四庫全書》，亦未果。1933年，教育部與商務印書館改變全印計劃，決定選印《四庫全書》中的部分書籍。共聘請15名專家，確定選印231種，成《四庫全書珍本目錄》，用文淵閣本縮印1500部。陳垣先生就是15名專家之一，他對這次影印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首先他於文津閣本《四庫全書》非常熟悉，於文淵閣本《四庫全書》亦很了解，（他曾出任清室善後委員會委員，得閱故宮文淵閣書）這在當時無人能比。如1930年，中央圖書館籌備處編印《影印四庫全書未刊本草目》，請有關專家審議，其中《例言之三之乙》曰：「文津閣本所缺之書，應否列入目錄，以備檢查文淵閣本。」陳垣先生說：「文津閣本所缺之書，文淵閣本亦缺，無庸列入目錄。」當時能如此明確指出這一點的。恐怕不會有第二人。再如《例言之一》曰：「（《四庫全書》中）其已有宋元刻本即流傳已少，有同未刊者，亦為選入，以廣其傳。」陳垣先生說：「重在未刊諸書是也。其已有宋元刊本，流傳雖少，若將來有人刊出，庫本即失其價值。」這條意見最為精彩。影印四庫珍本以未刊行之書籍為重點，但如果宋元刻本尚存，就不要影印《四庫》本，應影印比《四庫》本更早的本子，在校勘學和史源學上強調祖本和最早的史料，其價值和意義不言自明，這對影印古籍和讀書治學都是極重要的提醒。

陳垣先生於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任圖書館長，除《四庫全書》仍存文淵閣外，將宮中所藏其它古籍集中存放在壽安宮前後殿及左右相屬之延樓，逐日檢點，將稀見且有價值的書籍刷印流傳。又對宮中檔案進行整理，編印《文獻叢編》、《史料旬刊》、《清文字獄檔》等，披露大量珍貴史料，受到學界的廣泛歡迎。在此期間，值得一提的是他發現了一部重要叢書——《四庫薈要》，這是在編纂《四庫全書》的同時精選出來的一部叢書，分量約為《四庫全書》的三分之一。《薈要》共鈔成二部，其一存放在圓明園之長春園的味腴書室，同文源閣《四庫全書》一樣，於1840年被英法侵略軍焚毀；另一部即貯於故宮御花園之摛藻堂。《薈要》以前很少有人知道，陳垣先生也是在研究《四庫全書》時才知道有此書的。《薈要》的發現是學界一件大事，曾引起廣泛關注。有關《薈要》的詳細情況，劉乃和先生在《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上有專文考述，可參閱。

陳垣先生是宗教史專家，曾致力於宗教古籍的翻印整理。如校對《鐸書》並作序，校刊《靈言蠡勺》並作序，校刊《辯學遺牘》，影印《名理探》等。

（二）古籍專題資料彙輯和編制目錄索引

陳垣先生在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現擇其要者介紹數種。

1、《道家金石略》。這是陳垣先生為研究道教名流派而編纂的一部石刻史料彙編。他從20年代開始彙輯，上起漢魏，下至有明一代，共錄1300餘通，金元部分過其半。他在《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書中說：「余昔纂《道家金石略》，曾將《道藏》中碑記及各家金石志、文集並藝風堂所藏拓片，凡有關道教者悉行錄出，自漢至明，得碑千三百餘通，編為百卷，顧以校仇不易，久未刊行。其金及元初部帙，十之一屬道教舊派，十之二屬大道、太一，十之七屬全真。元並江南，始有正一諸碑，與全真對峙，然河北大部仍屬全真也。」此書後經陳智超先生增補校正，於198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煌煌巨製，令人敬佩。

2、《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佛教典籍是很多研究史學的人望而生畏的，很少有人介紹，能利用的人更少。陳垣先生說：「中國佛教史籍，恆與列朝史事有關，不參稽而旁考之，每有窒礙難通之史跡。」（《緣起》）故此，他選用不同體裁的三十五種佛教典籍，從內容、編纂方法、史料價值和在史學研究中如何應用等幾個方面作了詳盡的介紹和評述。

3、《敦煌劫餘錄》。這是陳垣先生主持北京圖書館工作時編定的反映該館館藏敦煌經卷的一部專題目錄。此書編寫難度很大，他在序中說：「夫寫定之難，厥為首尾不俱之殘軸。軸首尾無經名而軸中有品名，尚易定也。雖無品名，而其文為吾人所常習，如《金剛》、《法華》之類，亦易定也。惟久佚及罕習之經論，往往一殘軸比勘多時，諮詢多人，仍不能考定。」而他知難而進，不單在考證上解決許多疑難，留下許多精闢之論，而且在全書的編排上，借鑑中國傳統目錄和西方現代索引的編制方法，頗具特色。（前面已詳述，茲從略）。

4、《明末清初教士譯著現存目錄》。這是他研究中國天主教史時所編目錄，分說教、天文、歷算、地理、藝術等部，惜未正式出版。

5、《乾隆基督教目錄》。陳垣先生欲仿《開元釋教目錄》之例，網羅乾隆以前基督教中的名著敘跋而著錄論列之，部分與《明末清初數士譯著現存目錄》重。

6、20年代，陳垣先生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任導師時，曾指導同學編纂古籍目錄索引，其中以古代類書居多，計有：《藝文類聚引用書籍》、《太平御覽引用書籍增訂目錄》、《太平御覽引用書細目》、《太平廣記引用書籍增訂目錄》、《慧琳一切經音義引用書目錄》、《希麟續一切經者義引用書細目》等。

（三）《元典章校補》與《舊五代史輯本發覆》

《元典章校補》是陳垣先生的一部力作。《元典章》為元代一部重要的典制書，因書中多方言俗語白話，前人往往不予重視，而陳垣先生則認為此書是「研究元代政教風俗、語言文字必不可少之書。」（《元典章校補釋例》序）他的第一部史學專著《元也里可溫考》就曾大量引用此書中的材料進行論證。由於前人不重視，故傳世版本甚少，直至民國初年，才由沈家本刊刻行世。但沈刻本謬誤極多，他前後共搜集到五種版本與沈刻本對校，有聚龍里巴陵方氏舊鈔本、南昌彭氏知聖道齋抄本、吳氏繡古亭影抄元本、闕里孔氏藏影抄元本、故宮藏元刻本，其中故宮藏元刻本為他在故宮博物院任職時所發現，對校勘工作幫助最大。1930年5月至31年2月，他利用這9個月的時間集中進行校勘工作，從沈刻《元典章》中校出偽誤、衍脫、顛倒諸處一萬二千餘條，仿照宋樓大防《樂書正誤》的格式略加變化，成札記6卷，闕文3卷，並做表格1卷。另有《釋例》6卷單獨刊行。為了便於讀者使用，在刻印此書時採用木版，且字體版式全仿沈刻本原書，有沈刻本者可配葉裝訂。這是他時刻想著讀者的又一例證。

《舊五代史》是清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輯佚本。陳垣先生以《冊府元龜》校《舊五代史輯本》，發現除一般的傳寫脫誤、遇諱改字外，原來的「胡」、「虜」、「夷」、「狄」等字亦全部改易，其它緣犯忌而改竄的地方也所在多有。但自四庫輯本刊行後，許多學者不明真象，以為真本如此，錄誦引據，信奉不疑。陳垣先生花費巨大精力，將《舊五代史輯本》全面校勘一過，積累了大量資料，僅稿本就有三尺多厚，從中精縮成《舊五代史輯本發覆》3卷，為恢復《舊五代史》的本來面目做出了重要貢獻。此書除了具備重要的史學價值外，還有重要現實意義。四庫館臣輯佚之時，乾隆皇帝明令禁止在刊寫中將胡虜夷狄等字改易或空字，違者嚴懲，但館臣仍刪改如故。為什麼會這樣呢？陳垣先生說：「今薛史輯本之改竄，更甚於空白改寫，其敬慎耶？其不敬之甚者耶？抑以為空白改寫，終留痕跡，不若逕將史文刪改滅跡，可以免詔書之詰責耶？然安知後之人不能發其覆，豈非所謂欲蓋彌彰也。」他進一步提出：「今乃輯佚，何能輕易其詞。此義館臣豈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竄中秘書之故智，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者，其視清朝之心實與明季諸人無異也，不過一則陽斥之，一則陰指之而已。嗚呼！四庫館之開，清之據，中國百三十年矣，士大夫之心理仍若此，此其故亦耐人尋思哉！」（《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卷3後論）此書寫作之時，日本侵略者步步進逼，華北形勢岌岌可危；此書刊刻之日，北平已經淪陷，日偽政權如「北平維持會」等已開始運作。陳垣先生此書此論於此時發表，對知識界頗有鼓舞作用。傅增湘為此書作序，曰：「孰知隱伏於士大夫之衷曲者，固沈摯而不可磨滅如是耶！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內之厭棄也益深，君子觀人心之未亡，而知國事尚有可為也。援庵之為此編，殆亦有感於是。」傅氏之言蓋深得「發覆」之深意。這是陳垣先生在抗戰八年中的第一部史學論著，從此他治學「頗趨重實用」，「頗提倡有意義之史學」，其目的則是「正人心，端士習」，（《陳垣來往書信集》第302頁）將學術研究、古籍整理同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結合起來，體現了一位愛國學者關注國家、民族命運的偉大精神境界。

（四）主持點校《新、舊五代史》

陳垣先生於五代史用功甚深，三十年即研究校勘《舊五代史》，取得重要成果，深為學界稱譽。解放後，中華書局標點整理二十四史，他承擔了《新、舊五代史》的點校任務，由柴德賡、劉乃和二位先生具體協助。在他的指導下，劉乃和先生編制了地名索引、人名索引，比較了二史的差異，並粗點一遍，劃分了基本段落。但是，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他未能看到二書的最終完成。

陳垣先生不僅對點校《新、舊五代史》認真負責，而且關心整個二十四史的點校工作，貢獻出許多真知灼見。前四史定稿後，中華書局將每書的出版說明、點校後記等送他審閱。對作為校勘樣本的《舊唐書》卷一、卷八的校勘記，他逐字審閱，並在討論會上，由劉乃和先生代他提交了長達二千餘字的總意見稿和五千餘字有關具體問題的意見。

除了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外，陳垣先生還關心其它古籍的整理工作。1958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他是委員之一，組長齊燕銘等領導同志經常去拜訪他，徵求他對古籍整理與出版的意見。他從來都是知無不言，毫無保留地貢獻自己多年的經驗和心得。如中華書局影印《冊府元龜》，齊燕銘等同志多次上門求教，他從該書的出版計劃、選用版本到書名題字、印刷樣式，都一一提出意見，就連如何用宋刻殘本補明本之闕亦注意到。最後應金燦然同志之請，由劉乃和先生執筆，撰成《影印明本冊府元龜序》，成為古籍整理方面的一篇著名論文。

綜上所述，陳垣先生是自民國以來對我國古籍整理事業貢獻最大的學者之一，我們應銘記他的功績，認真總結和繼承他的寶貴遺產，推動我們的古籍整理事業不斷前進。

【參考文獻】

陳垣著 《勵耘書屋叢刻》、《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敦煌劫餘錄》、《中國佛教史籍概論》、《道家金石略》等

陳樂素 陳智超編 《陳垣史學論著選》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5月

陳智超編 《陳垣來往書信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6月

劉乃和主編 《勵耘書屋問學記》 北京三聯書店1982年6月

劉乃和主編 《紀念陳垣校長誕生110周年學術論文集》 北京師大出版社 1990年10月

暨南大學編 《陳垣教授誕生百一十周年紀念文集》 暨南大學出版社 1994年8月

劉乃和著 《勵耘承學錄》 北京師大出版社1992年7月

來源：《傳統文化與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