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意見，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政策，從此儒學獨尊。但是儒家的思想政策真的被徹底貫徹了嗎？
在漢代的一些歷史現象中，並沒有發現這樣的影子：不管是國土的擴張，內部的權力爭鬥，還是酷吏的使用上來看，都好像與儒家思想背道而馳。就從酷吏這一方面來看，漢代酷吏的使用可謂相當頻繁，尤其是在漢武帝時期。那麼為何在「獨尊儒術」的漢代，會興起大量的酷吏呢？其實酷吏盛行的背後是儒法之爭與融合。
社會政治的不穩定性，迫使漢朝統治者大肆使用酷吏鎮壓
漢初實行利於休養生息的"黃老之術"的思想政策，主要是為了恢復長期戰亂的社會經濟。
到了「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期，社會經濟得到了較大發展，統治秩序得到了鞏固，但是同時也潛藏著危機，"西漢襲秦嚴法，大體較春秋戰國而重。然嚴法之下，社會並不和諧，地方豪強飛揚跋扈，橫行鄉里"。
可見經過半個世紀的休養生息，漢初分封的諸侯國也蠢蠢欲動；地方上的郡守，商賈相互勾結；朝堂上的軍事貴族，普通官僚興風作浪，嚴重阻礙了漢帝國中央集權的高度發展。這時社會實際狀況超出了統治者的預估範圍，一些儒家傳統官員無法應對時，需要在原先的基礎上尋求突破。
對於當時的統治者來講酷吏是再好不過的選擇，漢武帝時期的酷吏多為社會下層，是急需要向上層涌動的利益之人，這樣的人沒有貴族、世家、宗室等的強大背景，相對皇帝來說比較好控制一點。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酷吏是一種特殊的官僚，不受其他官僚和一些具體法律的約束，職能相對獨立，加上又是法家出身，天生就懂得"忠君"的那一套，知道君臣之別，皇帝用著安心。另外，酷吏多出身下層，所以做起事情來不會像其他官僚一樣講究禮法、道德等，行事比較果斷、狠辣。
酷吏的特殊性決定了酷吏只聽命於皇帝，且很能替皇帝辦事，故酷吏暫時成為了皇帝很好制衡地方勢力的工具。
對於不聽話的官僚、宗室，皇帝一般會想一個藉口召進宮，斷絕他的外界聯繫，然後由酷吏用自己的狠辣手段製造一系列黑獄，逼迫其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之後進一步地對官僚、宗室進行血洗。可以想像，在這群酷吏的強力手段下，不聽話的人也會乖乖聽話，大大削弱了難以控制的地方勢力和朝堂上的不良風氣。
使用酷吏一般都可以取得很好的統治效果，所以漢武帝以後，酷吏的使用也越來越頻繁。
漢承秦制，漢吏多帶有秦朝"刀筆吏"的傳統
「漢承秦制」，漢代採取的措施大多繼承自秦代，故帶有法家色彩的文吏制度也就同樣被漢朝統治者所吸收。
按照法家的觀點認為，官吏的職責在於奉法、循令、守職 ,官吏的素質在於精通法律、熟悉政事 ,官吏的操守則在於抑制私慾、嚴行公法（其實這算是漢代酷吏的前身）。這種官吏形態早在戰國時期就產生了，到了秦朝，由粗轉精，形成了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規範，以及成熟的文吏制度。
在秦朝大多的官吏都是這種，秦代的"刀筆吏"對於社會的影響是不可想像的，而賈誼所謂的
"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的感嘆也說明了當時文吏的影響之大。為了避免取消此制度後產生的社會不穩定的情況，故漢在繼承秦代的政治制度時，也把秦代的文吏制度繼承下來。
漢代酷吏懂得變通，善斷獄的同時，又不斷「儒家化」
1、酷吏善斷獄、廉潔奉公，不迂腐，皇帝用的很順手
其實，酷吏也不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物，雖在一些方面手段狠辣，但不得不承認辦事效率還是比較高的。在兩漢時期，幾乎所有的酷吏都精通法律，具備斷獄的能力。例如張湯幼年時審鼠；黃昌"曉習文法"；王吉"曉達政事，能斷察疑獄，發起奸伏，多出眾議"；嚴延年"延年少學法律丞相府，巧為獄文，善史書"。
而且兩漢的酷吏不僅辦事效率高，在為官之道上也做的相當優秀。
漢代酷吏大多都能做到廉潔奉公（可能與他們承擔的東西過多而產生的責任感，或者皇帝給他們的壓力，以及自身在法律的氛圍中形成的自身原則有關），例如張湯死後，"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董宣"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伊齊死時"家直不滿五十金"。
2、在整個社會逐漸"儒家化"的同時，酷吏也在不斷"儒家化"
在西漢初期，國家不甚穩定，較為完整的選官制度沒有制定下來，但漢武帝以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對儒學的學習程度成為了選官標準，社會實踐也漸漸受儒家實踐的影響，加上漢武帝宣揚董仲舒的"德刑相輔"的新儒家思想，儒生官員的選拔效果可想而知。
在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的影響下，酷吏做官的途徑不能僅僅單純依靠之前大肆的殺伐，或者藉助治獄嚴酷的名聲被皇帝選中，酷吏若不加以變通，那麼今後在政治集團中的生活道路必然會越走越狹窄。
酷吏為了適應政治、思想上的新發展，不得不研習儒家經典、參加儒家系統的考試，以此獲得進入官僚隊伍的最大可能，史書記載：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也。"
而且不光如此，漢武帝以後，官僚隊伍中的儒生占比越來越大，從這一方面來看，酷吏的官僚生存範圍縮小了，故不得不革故鼎新，變通自己。
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酷吏在東漢時期有了明顯的變化，東漢的酷吏改掉了之前殺人不眨眼的冷酷風格，有了一定的"民本"意識，懂得如何教化和生產。例如東漢的董宣"遣使者詰宣多殺無辜，宣具以狀對，言水丘岑受臣旨意，罪不由之，願殺臣活岑"；樊曄"遷楊州牧，教民耕田種樹理家之術"。
這樣懂得變通的酷吏，當時的統治者又有什麼理由將它淘汰呢？
結語
漢代雖然施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純粹的儒學思想顯然不能滿足當時險峻的社會政治環境，故而統治者看中了酷吏這一群體，大肆使用酷吏治理當時的社會。
但畢竟儒學已成為官學，酷吏也不能僅依靠嚴酷、果斷、狠辣來立身，而必須變通，不斷吸收儒學思想，最終儒法結合，法制和人文結合，變成了頗懂變通的官吏。
參考文獻：《秦漢史》、《史記》、《兩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