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漢學家愛德華·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 是20世紀初的歐洲東方學泰斗，被尊為西域學、敦煌學、簡牘學、甲骨學、南海學等漢學分支的奠基人。中國近代畫家金紹城 （1878—1926）， 又名金城，字鞏伯、拱北等，號北樓、藕湖等，雖一生混跡官場，但終身以繪畫為副業，贏得「南顧（顧逸鶴）北金」、「南畫正宗」等美譽，同時還是中國博物館學、美術學的奠基人。沙畹、金紹城兩人本無深交的基礎條件，但金紹城曾於1910年在法國巴黎與沙畹多次會晤，獲悉沙畹正在考釋英國考古學家奧萊爾·斯坦因（Aurel Stein）所獲中國西北出土漢文簡牘等情況，並將此信息帶回國內，從而為中國學術史增添了一段佳話。
法國漢學家沙畹
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
筆者於1989年、1995年在英國牛津大學整理、研究斯坦因考古檔案，其間發現百餘封沙畹與斯坦因之間的往來通信，從中追蹤到有關金紹城在巴黎拜會沙畹的一些蛛絲馬跡。再加上金氏所著《十八國遊歷日記》中的零星記載（金紹城著、譚苦盦整理《十八國遊歷日記·十五國審判監獄調查記·藕廬詩草》，南京：鳳凰出版社，2015年5月），大致可揭示沙畹與金紹城在巴黎會晤的前因後果。今年恰逢沙畹逝世100周年，也是金紹城誕辰140周年，謹作此小文，以示紀念。
中國畫家金紹城，為中國博物館學、美術學的奠基人
沙畹於1865年10月5日出生於法國里昂，1885—1888年就讀於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文學院，畢業後於1889年春來到北京，任法國駐華公使館隨員。沙畹在華期間，於1890年發表第一篇漢學論著 《司馬遷 〈史記·封禪書〉法譯本》，開始了他的漢學生涯。1893年，28歲的沙畹被任命為法蘭西學院的第四任 「中國及滿洲語言學、文學講座教授」，返回巴黎就職。
沙畹是最早研究中國新疆塔里木盆地、甘肅敦煌等地出土漢文文獻的法國人。1895年，英屬印度軍官斯圖亞特·格德福雷 （Stuart Godfrey）在克什米爾獲得幾片出自新疆庫車的漢文寫本殘片，英國人無力辨認，交由沙畹釋讀。1899年，法國探險家夏爾-厄德·保寧（Charles-Eudes Bonin） 在 敦煌莫高窟等地獲取10通漢文碑銘拓片，也交由沙畹考釋。1900—1901年，斯坦因在新疆塔里木盆地進行了他的第一次中亞考察，所獲漢文簡牘文書全部交由沙畹整理、刊布。在這一系列輝煌業績的支撐下，沙畹於1903年當選為法蘭西研究院碑銘學與美文學科學院的院士，這是法國乃至整個歐洲漢學界領袖地位的標誌。
當沙畹已功成名就之時，年僅13歲的金紹城正處於求學階段。金紹城籍貫浙江省湖州府歸安縣，1878年10月21日出生於湖州府烏程縣南潯鎮。金家在晚清因經營「湖絲」而發家，又在上海開辦金嘉記絲行和當鋪，經營房地產，成一方巨富。金紹城自小在家中接受私塾教育，課餘尤愛繪畫，無師自通。1896年，金紹城應童子試不第，此後無意科舉，將主要精力放在繪畫方面。1902年，金紹城帶領三妹金章以及二弟、三弟，遠赴英國倫敦留學。金紹城主修法律之外，還與金章一起學習美術。1905年，金氏兄妹結束在倫敦的學習，取道美國返回中國。金紹城留英期間，曾漫遊歐洲大陸，走訪了包括法國在內的10個國家。
金紹城回國後，在上海專理 「中外商民訴訟之所」的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擔任襄讞委員。其間，金紹城處理過英國巡捕的 「黎黃氏拐賣人口案」等大案要案，因審案公正而受到中外報紙宣傳，名揚海內。1907年，清廷大理院正卿沈家本將金紹城從上海招往北京，聘為編訂法制館協修，奏補大理院刑科推事。從此，金紹城的生活、社交圈子以北京為中心。
1906—1908年，斯坦因和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 先後在新疆 、甘肅進行了考古學考察。其間，斯坦因於1907年3—6月在敦煌考古，伯希和於1908年3—5月在敦煌考古，分別成為第一、第二個大規模劫掠敦煌文物的歐洲人。在這段時間裡，沙畹也於1907年3月至1908年2月間在遼寧、北京、山東、河南、陝西、山西等地訪古。伯希和敦煌考古後，隨身攜帶數十個敦煌寫卷，於1909年7月10日至10月11日在北京逗留，為法國國家圖書館購買漢文圖書。伯希和逗留北京期間，刑部主事董康和學部諮議官王式通打聽到伯希和隨身帶有敦煌寫卷的消息，於是設法拜見了伯希和。董、王確認伯希和搜集品系唐代寫本後，便邀請羅振玉、金紹城等同好者結社集資，設法為伯希和搜集品拍攝照片，最終由董康誦芬室印行。10月4日，北京一批願意結社集資、影印刊布敦煌文獻的積極分子，在六國飯店公宴伯希和，與伯希和商定合作之事。當日參加公宴者，包括伯希和、馬克密、董康、王式通、金紹城、惲毓鼎、劉廷琛、柯劭忞、徐坊、江瀚、蔣黼、王國維、王仁俊等24人。羅振玉因小恙缺席，但席間散發了他為伯希和所攜敦煌卷子編寫的目錄《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10月5日上午，金紹城還前往伯希和在八寶胡同的租屋，參觀了敦煌寫卷。金紹城參與北京學界1909年公宴伯希和的活動，成為最早參觀伯希和所獲敦煌文獻的中國人之一，見證了中國敦煌學的起源。
1909年內，金紹城在北京還與留法歸國生王繼曾相識為友。王繼曾於1902年畢業於上海南洋公學，後赴法國巴黎留學7年，先後就學於法國高等商業學校和巴黎私立政治學學院。王繼曾於1909年初回國後，被軍機大臣、學部尚書張之洞聘為秘書。王繼曾於1909年9月來北京時，剛喪妻不久。於是金紹城作伐，將三妹金章許配給王繼曾作繼室。張之洞於1909年10月4日去世後，王繼曾被學部派為留法學生監督。王繼曾於1909年11月23日左右離開北京，先到湖州與金章完婚，然後於年底偕金章赴巴黎，就任留法學生監督。
中國外交家王繼曾
沙畹於1908年從北京返回巴黎後，於1909年春接受了斯坦因的邀請，負責對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期間所獲塔里木盆地、敦煌等地出土漢文簡牘進行整理、考釋、刊布。從1909年夏季開始，大英博物院通過法國駐英國大使館，分批將斯坦因簡牘實物從倫敦寄給在巴黎的沙畹。沙畹在考釋斯坦因簡牘的過程中，得到中國留法學生吳勤訓、魏懷的幫助，並定期向斯坦因寫信彙報考釋結果。
沙畹在巴黎考釋斯坦因簡牘期間，中國出版家張元濟於1910年3月開始環球旅行，成為第一個赴歐洲調查敦煌文物的中國人。張元濟於3月17日從上海起航，於5月4日抵達英國倫敦。張元濟到達倫敦後，很快拜訪了清駐英公使李經方和使館二等參贊陳貽範，隨後周遊歐洲大陸，於10月下旬抵達巴黎。張元濟在巴黎期間，於10月26日參觀了伯希和搜集品。伯希和當時正著手為斯坦因所獲敦煌文獻編目，向張元濟透露了斯坦因敦煌考古事。張元濟遂於10月30日再從巴黎返回倫敦，設法與斯坦因取得聯繫，兩人約定於11月7日或11月8日在大英博物院見面。
中國出版家張元濟
就在張元濟漫遊歐洲之際，金紹城於1910年8月開始環球旅行，成為第二個赴歐洲調查敦煌文物的中國人。金紹城率隨員李方、王樹榮，於8月20日從上海起航，途經日本，於9月19日抵達美國舊金山，於10月3—9日代表清朝政府出席了在華盛頓召開的第8屆國際監獄大會。隨後，金紹城一行於11月1日從紐約起航，於11月7日在英國普利茅斯上岸，同日到達倫敦，直接趕往清朝駐英公使館。金紹城11月7日日記中記錄說： 「晨六句鍾 （6時），至潑來麥次口岸 （普利茅斯港）。晴。乘專車至倫敦。與楠芳 （李方）、仁山 （王樹榮）同至使館，見李伯寅（李經方）欽使及陳安生 （陳貽範）。」
1910年11月8日，陳貽範在倫敦的廣東餐館探花樓宴請金紹城一行，並邀張元濟等作陪，實際上也是為張元濟餞行。金紹城得知張元濟定於次日離開倫敦的消息後，又於散席後到張元濟下榻的旅館送行。金紹城當日日記中記錄說： 「夜，陳安生約飲於探花樓。徐子璋、張菊生 （張元濟）同在座。出至照相會，聽演說 『照相與美術之關係』。與舊友罷脫雷脫談至十句鍾。又到菊生處送行。十二鍾，回寓。」張元濟已於當日或前日在大英博物院見過斯坦因，參觀過敦煌文獻，但他在和金紹城交往過程中，竟未透露半點消息。11月9日，張元濟離開倫敦，金紹城於當日又「致張菊生一函」。張元濟離開倫敦後，從南安普頓起航，經美國、日本，於1911年1月18日返回上海，結束了他的環球旅行。
張元濟離開英國後，金紹城一行繼續在英國四處遊覽、考察。1910年12月1日，金紹城一行離開英國，當日乘船、車到達法國巴黎，金章和王繼曾到火車站迎接。金紹城在當日日記中記錄說：「六句鍾，抵巴黎。述勤 （王繼曾）、三妹在車站相候。夜，在三妹處談至十二鍾始歸。」此時王繼曾一家住在巴黎第七大區的瑞卡米爾大道4號 （4 rue Récamier），金章已有半年身孕。
金紹城三妹金章是位女畫家，後許配給王繼曾作繼室。
1910年12月3日，金紹城分別給法國漢學家阿諾爾德·雅克·安東·微希葉 （Arnold Jaques Antoine Vissière） 和 伯希和寫了信，商量拜見事。據金紹城當日日記說： 「致微希葉、伯希和二君函，皆法國東方學名家也。伯君得燉煌秘籍，故函商請往一觀。」伯希和與金紹城已於1909年10月在北京相識，金紹城給他寫信的主要目的，是參觀法藏敦煌寫本。但不知何故，金紹城寫給伯希和的信如泥牛入海，杳無迴音。在這種情況下，金紹城先在王繼曾的幫助下，設法尋訪沙畹。
沙畹於1910年11月基本完成了對斯坦因簡牘的考釋工作，於11月28日托法國駐英國大使將最後兩箱子漢文簡牘和考釋成果帶回倫敦，交還大英博物院。沙畹既已給斯坦因交稿，也交還了漢文簡牘的原件，手頭只能保留一些考釋成果的底稿和漢文簡牘的照片。金紹城於此時拜訪沙畹，已看不到斯坦因簡牘的原件。
根據金紹城1910年12月10日日記，他於當日第一次「往訪西友沙畹，乃法之東方學博士也。以所著書見贈。長於考古之學，於中學研究頗深。」金紹城在沒有事先約定的情況下，直接去拜訪沙畹，並稱其為 「西友」，可見他們此前早已相識。至於金紹城和沙畹相識的具體時間，我們尚不得而知，但無非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金紹城於1902—1905年留學英國期間曾遊歷歐洲，其間有可能在巴黎與沙畹相識。第二個是沙畹於1907—1908年在華北考古期間，兩次逗留北京，有可能與金紹城相識。
金紹城在拜訪沙畹的過程中，了解到沙畹已考釋斯坦因簡牘之事，請求沙畹設法為他拍攝斯坦因簡牘的照片。1910年12月13日，金紹城前往巴黎的吉美博物館，參觀館藏中國文物。他在當日日記中記錄說： 「至歌規味博物院 （即吉美博物館）。……此博物院為一千七百年路易十四世所開，中藏我國內府圖器珍物無算。玉器尤伙，皆庚申 （1860年）、庚子（1900年）兩役之禍流落海外者也。請於主人，出而遍觀之。……諸印為法國一老人所藏。觀畢，贈以古龜卜遺骨一匣，乃河南湯陰縣開鐵路掘出者。文有干支字可辨，斷為占卜之用。或疑為古龜幣者，非也。王君仁山作考證一篇贈之，並貽以印色一盒，老人意頗欣然。」這段日記中的 「贈以古龜卜遺骨一匣」一句，應指金紹城向吉美博物館的印璽藏品主人贈送了一盒甲骨文。金紹城帶著一批河南湯陰出土的甲骨文週遊世界，在其日記的其他地方沒有記錄。而他只贈送給吉美博物館，其背景令人頗難理解。
1910年12月13日晚，沙畹到王繼曾寓所回訪金紹城。王繼曾是清政府的留法學生監督，管理所有在法中國留學生，兩人此前理應相識。金紹城在當日日記中記錄說：「傍晚，回至述勤處。見法國東方學博士沙畹，贈以石印畫數冊。談及殺人之制，似頗不以密行主義為然，以為恐易啟暗殺之弊，蓋法國猶仍刑人於市之制。安於舊習而不變，法之博學者且然，於中國之老舊學家又奚怪焉。」金紹城只記錄說他和沙畹討論了死刑問題，實際上還應談及斯坦因簡牘、河南出土甲骨文等考古學方面的事情。金紹城此時有求於沙畹，可能也給沙畹贈送了一部分甲骨文殘片。沙畹回家後，給金紹城寫了一封信，並附贈了自撰的著作，作為回禮。金紹城於12月15日收到沙畹的來信和贈書，在當日日記中記錄說： 「夜，至述勤處。集議下次歐洲開賽會時擬創振華公司事。得沙畹函，以所著書見贈，乃考求東方學問之籍也。」
1907年，沙畹深入中國部分地區考察，並僱傭攝影師拍攝石窟照片。回到法國後，刊布了《北中國考古圖錄》。圖為圖錄中保存的早期龍門石窟景象。
金紹城向沙畹提出要為斯坦因簡牘拍攝照片、在中國刊布的請求，沙畹在搜集甲骨文方面需要金紹城的幫助，因此非常願意幫助金紹城。但他知道此事必須要事先徵得斯坦因的同意，遂於1910年12月15日從巴黎給斯坦因寫了一封信，代表金紹城提出為簡牘拍攝照片的請求。沙畹在該信中首先介紹金紹城如下： 「我現在要離開話題，談另一件事情。我認識一個中國人，名叫金紹城（Kin Chao-Sch』eng）。 他 奉派前往美國研究監獄制度，回國途中來到了巴黎。他對考古學極感興趣，委託我為一些漢代簡牘拍攝照片。他特別想要獲得您的准許，將這些漢簡在中國影印。我讓他複製了十幾支漢簡，以滿足他的願望。」
接下來，沙畹提到金紹城收藏殷墟甲骨的情況：「金先生得到了一些1900年發現於河南省北部的龜甲殘片。……用於占卜的龜甲殘片，都是公元前約1500年的殷朝遺留下來的。參見查爾方特（Chalfant）的 《早期中國文字》，發表於 《卡耐基博物館館刊》第4卷第1期第30—35頁。」沙畹在信中提到的查爾方特，即美國北長老會傳教士弗朗克·赫靈·查爾方特（方法斂，Frank Herring Chalfant），他於1887年來華，在山東濰縣傳教19年，其間研究中國考古學，從河南收購了大量甲骨文。查爾方特返回美國後，於1906年在《卡耐基博物館館刊》第4卷（1906—1911年卷）第1期上發表 《早期中國文字》一文。沙畹向斯坦因介紹金紹城所獲甲骨文的情況，是想說明他與金紹城保持聯繫的價值。
最後，沙畹將金紹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訴斯坦因： 「金先生的通信地址是：巴黎第七大區（Paris VII）， 瑞卡米爾大道 4號 （4 rue Récamier），王繼曾 （Wang Ki-tseng）轉，金拱北先生（Mr.Kung-pah T.King）收。」沙畹之所以將金紹城通信地址告訴斯坦因，顯然是希望斯坦因能於近期給金紹城寫信，直接商談金紹城在中國刊布斯坦因簡牘照片的問題。
金紹城與沙畹晤談後，於1910年12月18日離開巴黎，先後在西歐、北歐、中歐、東歐、南歐各國考察。斯坦因收到沙畹的12月15日來信後，於12月20日給沙畹寫了回信。但我們尚未找到斯坦因致沙畹的回信的原件或抄件，不知他在信中表達了怎樣的意見。雖然沙畹將金紹城在巴黎的通信地址告訴了斯坦因，但根據金紹城的日記，斯坦因沒有直接給他寫過信。
沙畹和斯坦因之間於1910年12月15日、12月20日進行一輪往來通信後，兩人又多次在往來通信中討論金紹城拍攝斯坦因簡牘照片的問題。沙畹和斯坦因之間的這些談及金紹城的往來通信中，現在只能看到沙畹寫給斯坦因的明信片，無法用於深入研究。只有找到更詳盡的斯坦因致沙畹信，才有可能澄清這一問題。斯坦因致沙畹信的原件，原存於沙畹手中，沙畹身後沒有毀失的理由和機會，現肯定還隱藏在巴黎的某個角落裡。筆者十餘年來竭力調查法藏斯坦因致沙畹信的下落，但至今還沒有找到收藏地點。
金紹城一行周遊歐洲大陸後，於1911年3月14日返回法國巴黎，陪伴待產的三妹。3月28日，金章在巴黎生下她和王繼曾的長子王世榮。金紹城當日日記中記錄說：「三妹分娩，臨盆甚難，腹痛至一晝夜之久。幸延西醫，產科甚精。十一鍾時，舉一雄。大小均平安無恙，甚可喜也。」王世榮後被弟弟王世襄傳染上猩紅熱而夭折。1911年4月18日，金紹城一行離開巴黎，在法國南海岸登船，經地中海、蘇伊士運河、紅海、印度洋，再經新加坡、香港，於5月21日返回上海。
金章、王繼曾的兒子王世榮（左）、王世襄（右）兄弟
金紹城與沙畹交往的過程中，目睹了沙畹考釋斯坦因簡牘的情況，回國後將信息傳達給了好友羅振玉。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後，羅振玉、王國維等亡命日本京都，在此從事學術研究，並與伯希和、沙畹、斯坦因等人 「移書論學」。由沙畹整理、考釋的斯坦因第二次中亞考察期間在新疆、甘肅所獲漢晉簡牘，最後形成《奧萊爾·斯坦因在東突厥斯坦沙漠中所獲漢文文書》一書（以下簡稱《斯坦因所獲漢文文書》），於1913年由牛津大學克拉蘭頓出版社出版。《斯坦因所獲漢文文書》一書出版過程中，羅振玉獲悉消息，遂致函沙畹，商請為斯坦因簡牘拍攝照片事。沙畹為滿足羅振玉的請求，於1913年底將已付印的《斯坦因所獲漢文文書》校樣寄給羅振玉。羅振玉收到校樣後，看到沙畹在對斯坦因簡牘的分類、釋讀等方面尚存不足之處，遂邀王國維一起分工合作，根據校樣圖版對簡牘重加分類、整理和考釋，撰成 《流沙墜簡》一書，1914年2月在日本京都出版，標誌著中國簡牘學的起源。
關於《流沙墜簡》的緣起，羅振玉在該書序言中首先說： 「光緒戊申 （1908—1909年），予聞斯坦因博士訪古於我西陲，得漢晉簡冊，載歸英倫。神物去國，惻焉疚懷。越二年 （1910—1911年），鄉人有自歐洲歸者，為言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為考釋雲，且版行，則又為之色喜。企望成書，有如望歲。」羅振玉所謂 「鄉人 （浙江同鄉）有自歐洲歸者」，指金紹城。金紹城與羅振玉關係良好，同屬最早關注西北文物的京師士大夫文人圈子。金紹城環球旅行期間，雖沒有拜見斯坦因和伯希和，但在巴黎兩次面見沙畹，親眼目睹沙畹考釋斯坦因簡牘的情況，更符合羅振玉所記「往在法都親見沙畹博士方為考釋」的條件。金紹城設法從沙畹處索要斯坦因簡牘的照片，目的無非是日後在中國影印刊布，這正是羅振玉等人當時孜孜以求的事業。
金紹城回國後，一直居住在北京，先後擔任大理院統計科長、集議處長、民政部咨議官等職。進入民國後，金紹城歷任北京大學商科大學學長、江南查辦史、內務部僉事、眾議院議員、國務院秘書、蒙藏院參事等職，但業餘仍以繪畫為主事。金紹城還於1914年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座國家博物館 「古物陳列所」，於1920年創建了中國第一個美術研究組織「中國畫學研究會」。
1911年以後金紹城是否仍與沙畹有過通信聯繫，我們尚無資料加以說明。沙畹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因戰時物資匱乏而飽受摧殘，在大戰末期於1918年1月29日病逝，年僅53歲。8年之後，金紹城竟也和沙畹一樣，遭遇英年早逝的厄運。中國畫學研究會成立之初，金紹城與日本畫界商定，合辦中日繪畫聯合展覽會，隔年在兩國輪流舉辦一次。1926年，金紹城率團赴日本東京、大阪參加第4屆聯展會後，歸途染病，於9月6日在上海去世，年僅49歲。
來源：文匯學人